“天空里有消息。”他说。

摘自《电视指南》2014年第三期

“你跟着我走吧。”我走到他前边。金融街林立的写字楼不如CBD那般高耸入云，我们像走在战时宵禁的晚上，行人稀少，把胸口的拉链一径到底。临近年关，交叉在胸前的围巾便被吹成了大漠孤烟直。他紧了紧领口，茶室的门刚错开一道缝，我们离开茶室。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写剧本得走着瞧。走吧。”

他不认得路，平日熙攘的马路此时竟有些考场里针尖落地般的肃穆。

“你知道那家日料店怎么走吗？” 他回过头问。

访谈结束，“这样的剧本在我的电脑里太多了。路还远，说，宋方金一口喝完杯中的茶，那你就具备编剧的基本修养了。”

说完那三部剧本的命运，而你依然想写剧本，“如果你知道你写下的剧本十几年后才能拍摄，他说，：一个编剧的自我修养我后来跟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茶。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曾有一个刚入行的编剧问宋方金做编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修养，让它们走自己的路吧。他们是发自天空的消息，“其实到底2014年能不能拍成依然未知。剧本写出来，将于2014年夏天拍摄。宋方金说，该剧本在2013年夏天通过了审查，经过了十一年的漫长等待，因为各种问题搁置了，两年的时光突然没有了证据。”

他说的第三部戏是电视电影《阿古拉的夏天》。写于2002年夏天。当时送到了电影频道送审，“这种事情并不独特。很多编剧都会遇到。我只是遗憾，“你会为此痛苦吗？”

“不会。”他说，“这上帝都不会知道。你得去问电视台。”

我问，“还会有播出的可能吗？”

他说，制片人还找来一个台湾女编剧。他们将剧本整个改了一遍。最后拍成的版本也没用我的剧本，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河南农民，匪夷所思的是，包括制片人自己，“制片方在开机前又找了三四个编剧，至今不见踪影。“为什么呢？”我问。

我问，写得波澜壮阔。电视剧拍完也几年了，改编后的剧本宋方金给我看过，“我从不跟已经发生的错误商榷。我只在我自己能改正的范围里改正。”

他说，他又强调了一句，该下一茬了。下一茬避免病虫灾害就行了。”说完，“你会出来声明一下吗？”

他说的另外一部戏是根据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电视剧。养我。他用了两年时间改编这部小说，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一言难尽。我问，这部剧写着我的名字，电视剧《美丽的契约》里没有任何一场戏、一句台词是我的原意。可以说，“也许你很难相信，但被拍成了闹剧。”他说，不妨聊聊。

“不会。这茬庄稼种完了，不妨聊聊。

他简单说了他三部作品的命运。一是《美丽的契约》。宋方金。“这部作品拍砸了。这本该是一部喜剧，也不排除有增辉的时候，命定是一门打折的艺术。当然，尤其是影视剧作，但要学会认命。因为剧作艺术，经不起中间环节的误读，一个好的编剧虽然没这么坚强，一个好的作者必须经得起印刷的错误。我觉得，“博尔赫斯说过，说，或者谈谈自己的作品的命运？”

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谈谈自己跟制作方的关系，谈到其他的时候则语焉不详或不愿多谈。我问，宋方金喜欢谈与创作有关的话题，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失败有关。因为我发现，他的义无反顾就像童话里坚定的锡兵。

宋方金想了一会儿，好像在给自己鼓劲。那一刻，但也是最好的时代。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他点点头，这的确是最坏的时代，“好故事和坏故事已经展开了一场人心争夺战。对于后来。劣币正在驱逐良币。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八面临风般的骄傲，等待你们这些作家像献上祭品一样献上你的作品。”

在茶室里，“一个没有灵魂只有欲望的世界等待生命的回归，又押上索尔·贝娄，其结果必然是颓废与堕落。”想了想，“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用狄更斯问他。他答之以亚里士多德，但不能任由它支配一切。看看经常。”

这时候，资本可以保证作品的制作品质，绝对不能臣服于资本的指引，无形中暴露了他们追逐资本的浮躁心态。一个好编剧，这些编剧为了接活儿而谄媚投资人，而是投投资人的‘机’，但物极必反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许多编剧喜欢高喊‘我们要为投资人负责’。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投机主义——投的还不是市场的‘机’，“编剧待遇提高固然是好事，“我现在的稿酬就像海鲜——一天一个价。”

“这究竟是最好的时代，再次让编剧的身价大跃进。有个女编剧在各种公开的论坛高喊“编剧赶上了美好的时代”；私下里她喜欢和同行打趣，编剧的稿酬如同房价一般狂飙。最近几年各大影视公司的上市热情，还会是那个写《故事》的麦基吗？宋方金茫然地摇头。

宋方金说，那个激情盛赞《南京》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的麦基，就连麦基本人都变得无法相认，“他是一个带领我们在戏剧中认识和理解人生的先行者。我们都太急功近利了。”

之所以急功是因为利字当头。十年间，麦基根本不是一个教人写剧本的老师，是骗子；相信他的人则只想速成。而宋方金认为，他目睹了不同人群做出的反应——不相信麦基的人讥讽他是机械论，见人就推荐。

事实上，宋方金欣喜若狂，我们还伤害了一个大师。”理查德?沃尔特后来在中国出版了他的书，“我当时沮丧极了。我们不但错过了一个大师，可却没有他的。他后来跟我说，我手里的名片多到打牌都嫌富裕，宋方金感到非常伤心。学习结束后，后来包括合约内的游览兵马俑、丝绸之路他也推掉了；为此，他愈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自己能掏出什么来喂养这些又饥饿又愚昧的眼神。接下来的几天，而不是理论”。理查德?沃尔特用惶惑与惊惧的表情望着那些学员，“他们希望你能多讲一些更实用的编剧技巧，翻译有些难为情地翻译给他听，相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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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他激情饱满地阐述自己对电影的见解。吃饭。第二天理查德?沃尔特收到许多学员递给他的字条，雷鸣般掌声持续不灭，他的学养和名气并不逊色于《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

他痛惜的不仅仅是理查德?沃尔特。被中国编剧所熟知和爱戴的故事大师罗伯特·麦基曾两次来华授课，在美国，回到2008年。著名导演吴天明在西安举办了“电影编剧高级研习班”。主讲是美国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系的教授理查德?沃尔特先生，而是印在名片中央的一行楷体：“写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两个浑圆的句号像宣誓时举起的拳头一样透着斩钉截铁似的决绝。

第一次到中国授课的理查德?沃尔特第一天受到好莱坞明星般的礼遇，我眼睛接收到的第一个信息不是名字、头衔或联系方式，也是最后一张。”

时间荡得再远一点，印了名片想送给全世界。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张名片，“那个时候谁也不认识，他补充了一句话，宋方金用微信发来一张照片。想知道喝茶。在等待图片传送的过程中，“宋方金是理想现实主义。他对穿理想与现实的两极。”

当名片传来时，他补充说，他已经呈现出样板式的写作者的姿态。”最后，像两个老物件的相遇。方金具备了木心说的好的艺术家的三个条件：好的才华、好的头脑和好的心地，“我跟宋方金的相识没有过程，他说，“别人都不知道李樯是从哪儿来的。我知道。他是从诗意现实主义来的。他用诗意渗透现实的边境。”

在我整理采访资料时，“宋方金是理想现实主义。他对穿理想与现实的两极。”

这是他们对彼此作品的定论。

李樯对宋方金的评价则充满了他独有的语言风格，从而具有一种冒犯性。宋方金说，由于抵达了真相，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复制。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把李樯的电影比喻成疫苗。那些命运的悖反、无声的抗争、残酷与温暖、决绝与和解，他害怕别人把他的逆袭当成一个可以复制的范本。事实上，而不励志’。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一瞬间明白了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忆自己北漂的艰难，‘感慨人生，修养。“千万不要说这是一部励志电影。李樯老师有句名言，为什么不写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呢？”他说，却并没有写造飞机成功，“《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至今如此而且永远如此。”

我问，渴望追寻如同星辰一样高远的东西，我和他们一样，因为它是你的精神坐标。《飞》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我，而是找到了我跟生活的关系。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北斗七星，我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编剧。从此我掌握了这个行当的秘密。这跟剧作技巧无关，“写完《飞》之后，宋方金说，他写下了创作生涯至今最满意的故事《飞》。“电影《飞》是来自天空的消息”，但我很长时间里不懂。”

之后，其实电影要跟自身和内心发生关系。这是常识，李樯的电影让我发现，多是写他人的故事，：一个编剧的自我修养我后来跟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茶。“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发现了艺术和生活之间可以有一种妥帖的关系，他在看到《孔雀》以后，恰恰是与之对应的平淡与沉潜。宋方金说，不是沧桑与开阔，李樯带给宋方金最大的震动，”

然而，“五颜六色的蔬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一定会再加两个菜的人一定是宋方金。他说，第一个说够了的人一定是李樯；李樯说完以后，点菜的时候，李樯还保留着清教徒的本色。我们经常一块撮饭，我跟李樯和宋方金成为了好朋友。这时一块二的出租车已经消失了，也没有李樯那么清教徒。很多年后，他坐了一辆一块六的富康走了。他没有李樯那么有耐心，李樯心满意足坐上去消失在国贸桥下的滚滚红尘。宋方金没有继续等待，继续如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一块二的出租车。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一辆一块二的夏利，李樯便摆摆手，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到国贸桥下打车。一看到车窗玻璃上印着每公里一块六，李樯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那天他们在国贸桥下的一个咖啡馆清谈了一个下午，把前世今生未来都讲到了一处。

宋方金犹记得自己在很多年前和李樯的一次会面。那时《孔雀》尚未上映，一开口便暗哑苍老，他像是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了轮回的密码，也没把“老师”给掰掉。李樯实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异数。别人都是急急地写慢慢地长；李樯是提笔就老，李樯纠正了他10年，故一直唤他“小宋”；而小宋一直称呼李樯为老师——为此，李樯因为年长他几岁，他跟李樯显得很素。不太像是浮光流金的影视圈里的人。

现实中，李樯是一个。我后来跟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茶或清谈，宋方金交往的人其实不多，听听编剧。人生已多风雨。”

在北京这座大城中，“往事不要再提，而稿费却如蜗牛爬行。他说，疯长的北京房价像快速升空的银白色氢气球，不愿意往事重提。他只记得搬了无数次的家，我曾引导他多讲一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细节。他眉心聚成一个“川”字，却也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北漂岁月。回忆往事，宋方金虽是中戏科班出身，还会有人仰望月亮吗？

和大多数活跃在一线的编剧一样，还是说骨子里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是理想主义完成了对人的牵引。”

但其实在一段时间里我不确定宋方金这么说是为了标榜自己，在我们可见的时间尺度之内，“一个现实主义者会被自己的目光、欲望和切实的生活重量给淹没掉。而理想主义不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这话针对写作，宋方金跟我说，也包括赞美他自己。听说宋方金。

在茶室里，他珍爱自己的羽毛并喜欢赞美一切，他努力地客观，他表现大方而磊落。不像传统的文人半遮半掩。谈到自己的作品，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向身边的人传递。面对别人的赞美，充满了爱意；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语气温暖，谈到它们，他珍爱自己的工作，“这本书写当代生活如同回忆往事。”

宋方金是一名职业编剧，宋方金更喜欢李樯对小说《美丽的契约》的评价，是一个有能力与整个世界周旋的人。我相信他连相声都能写。”实际上，“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写剧本。他说，写小说，写散文，写诗，但不能太有追求。分寸感极难把握。”

李樯在发布会上称他非常羡慕宋方金的创作能力，但不能太有水平；希望你有追求，他们希望你有水平，可他在现实面前又不能太尖锐。其实一起。老百姓已经不能承受太重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不满足于对生活平面化的展示，“这是一本‘遛话’的书。生活的乐趣是在逗话和遛话中展现。在幽默的对白中你能读到一个雅痞对生活自鸣得意的理解。宋方金是一个犀利的人，拈花微笑。”

梁振华的评价则带有书卷气，可他却有本领在各种雷区间闪转腾挪，比如房子、户口、假结婚等等，“《美丽的契约》涉及许多敏感话题，却丝毫不减他的谈兴，余飞用食指弹着新书的封面。他没看完全书，最后他说的其实跟书没什么关系。

“宋方金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会客厅的记者采访环节，也批评了不爱动脑子的普通人。别人以为他是来宣传书的，批评了装模作样的领导，主要在人为什么不说人话中展开。他批评了编剧同行，指点江山，嘻笑反讽，跟他的作品风格一致，我又装了一片蓝天。鸟代表飞翔。自我。”

那天宋方金做了一个演讲，所以我用了一棵菩提树。人们需要蓝天，所以我给它安了火箭的发射筒把它发射走。《美丽的契约》写的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它没有懒惰而媚俗地把主演的大头照印在封面,而是以干净纯蓝的天空为背景。鸟、菩提树、火箭一样腾冲直起的鸟笼是它的主要元素。这本书的封面是宋方金设计的。“我不喜欢笼子，比同名电视剧抢先露面。

“我不懂。”他兴高采烈地说。

“你懂美术吗？”我问。

和其他的影视同期书不同，他想把握他自己作品的命运。想知道一个。《美丽的契约》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工作室，他还写时评、开专栏；在2013年的跨界潮中，亦是诗人，把人在人间错过的时刻和消息写下来。尤其是来自天空的消息。”

时代华文书局最大的会议厅正在举办宋方金的新书《美丽的契约》发布会。宋方金是编剧，我想我要当个作家，我知道天空里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一刻，他坐在金融街的茶室里跟我说，除了他没有人看到这一幕。他跟很多人描述但无人相信。很多年后，田野上空寂无人，无数的传单像鹅毛大雪一样翻卷飞舞……那正是午睡时刻，在天空深处无声地炸成碎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氢气球在空中炸开，那一次它竟然真的爆炸了，天空飘来一只银白色的氢气球，他希望自己能目睹这一时刻。有一天正午，仰望天空，跟他。但从没人看到过它爆炸。宋方金经常到田野上游荡，那一小片蓝像从天空中剪下来的。“那是天空之蓝”。宋方金说。

村子里捡到过各种氢气球里的东西，在灰色乡村中，“村干部吃饼干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勇敢。平时他们并不总是这样。”

掉下来的一件衬衫则分配给了村支书家的儿子。衬衣是非常少见的天蓝色，所有人扫兴而归。让方金耿耿于怀的是，规定必须上缴，那时整个村子比过年还热闹。村支书怕饼干有毒，里面印刷精美的传单、饼干、衬衫等物品散落在村庄四周，氢气球不知什么时候爆破的，飘向更远的内陆。偶然也有过例外，少年宋方金所在的胶州半岛经常能看到从台湾飘过来的氢气球。大多数氢气球只是路过村子的上空，“我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时刻。”

八十年代中，他跟我说，我跟宋方金坐在西城金融街的一个茶室聊天的时候，这是思想跟现实接通的美妙时刻。岁暮年初，想——我要当个作家！”

村上的描述闪烁着一种动人的光泽，我盯着它，飞得又快又高，棒球划过天空，我支持的球队打出了本垒打，“我是在看一次棒球赛的时候决定开始写作的， 一个作家在决定开始写作的瞬间都非常神奇。比如村上春树。他说， 《电视指南》记者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