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学往往偏重于对结果的研究而忽视对过失行为本身的探讨，所以，我们总会大而化之地认为由于过失犯罪行为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较小，因而要求严重的结果发生始得成立犯罪，即只有客观危害较大始得处罚。问题是，是否只有造成严重的实害结果才能认为客观危害较大，答案恐怕是未必。在我国刑事立法上，被认为是客观危害最大的犯罪，但是绝大多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即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发生就能成立本罪的既遂。由此可见，对社会危害较大不见得就要体现在实害结果上，因此，认为过失犯只有造成严重的实害结果才是社会危害性较大从而才能处罚的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对于无形的客体(法益)来说，基本上没有实害结果的发生，但对合法权益的侵害则可能很大!

　　假如我们对行为犯的价值构造作一点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基于行为犯本身的属性，不可能由过失构成。行为犯虽然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不一定小于结果犯，但对于行为犯来说，比结果犯更加着眼于行为的无价值，“行为犯的核心是现实的实行行为”。[1](P116)“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虽然是从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着眼而作出的法的无价值的判断，但应当将行为理解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因此在作出判断时必须对行为的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必然地必须将意思也作为判断材料。”[6](P162)行为犯，本不能发生或不要求发生体现客体性质的结果，因而对行为犯的认定，尤其着眼于行为本身的主观意思，强调主观意思的无价值。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行为犯不可能存在主观上的过失，而只能是不法和罪责内涵程度更大的故意。

　　总之，行为犯的主观方面不能是过失，从过失犯的角度来看，是由于过失犯主观非难可能性小，因而过失犯必须是结果犯;从行为犯本身来看，行为犯的价值构造决定了行为犯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二)行为犯的认识因素

　　对于犯罪故意的含义，我国刑法学一般是直接依据刑法第14条确定的，因此刑法14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就成了我国刑法学故意概念的“通说”。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依通说，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如上文所述，这里所说的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危害结果是指广义的危害结果。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23](P328)可以说，我国刑事立法关于故意的认识因素，也仅仅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认识的具体因素，我国刑法没有作出规定。理论上，我国多数刑法学者认为，犯罪故意认识的内容只能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与犯罪构成无关的实际情况，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9](P328)西方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日本刑法学者内藤谦认为，“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者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必须有认识。”[24](P241)意大利刑法学者帕多瓦尼也认为“故意必须以构成犯罪的事实为认识对象。”[18](P204)我国台湾“刑法”第13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者，为故意。”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与犯罪构成无关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行为人认识。[11](P161)

　　由于行为犯在基本构成上不同于结果犯，对于行为犯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否同于结果犯，存在不同的观点，焦点在于行为犯是否要求认识到危害结果。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实质犯罪构成(即结果犯)中要认识危害结果，在形式犯罪构成(即行为犯)中不要求认识危害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都要认识危害结果。某些学者对这种观点解释道“法律对某些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有犯罪结果的发生，并不等于这种犯罪不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任何犯罪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尤其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他必然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以，对于举止犯(行为犯)来说，只有认识到行为结果，才能构成犯罪故意。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的实质是对危害结果的预见。”[25](P196)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无认识、是否要求其认识是一回事，法律在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是否以一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必要条件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法律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条件，否定行为人主观上对一定的危害结果必须有认识。[11](P161)论者还举例说，诬告陷害罪是刑法上通行的行为犯，不要求被害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刑事追究的结果，但诬告陷害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即行为人受到刑事处分有认识。[11](P161)

　　毫无疑问，任何犯罪构成都是主客观的相统一。主客观相统一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犯罪构成既包括主观要件，又包括客观要件，二是指犯罪的主客观要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主观方面是对客观方面的反映，犯罪故意原则上只能建构在对犯罪构成客观事实认识基础之上，不能超出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对行为人提出认识上的要求，否则便有主观归罪之嫌。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要求危害结果的发生，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者，对于某些行为犯来说，根本没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又怎么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呢?至于论者所举的诬告陷害罪的例子，实质上混淆了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的概念。犯罪目的又被称为“超过的主观的要素”，它是独立于犯罪故意之外的主观要素。相对于故意的认识对象是犯罪的客观事实，而目的则缺少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要素(或者超过了客观的要素的范围)，这一点与故意不同。[6](P109)如盗窃罪中的不法所有的目的，绑架罪中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利益的目的，都属于超过的主观的要素。在诬告陷害罪中，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刑事追诉的结果，不属于行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行为人的目的，因此，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刑事追诉的结果，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本罪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捏造的是虚假的犯罪事实，并认识到自己向司法机关告发的行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