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刑事立法与理论上的通说在对待醉酒犯罪问题上，始终坚持完全的刑事责任原则，很少考虑醉酒犯罪人的实际状况，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与刑法理论相对而言就比较理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岸的立法及理论比较，对我国大陆有关这方面的刑事立法与理论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醉酒刑事责任立法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的旧刑法第31条规定：心神丧失之行为不罚，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心神耗弱之行为减轻其刑，但因其情节得于执行完毕或免除后，施以监禁处分。第32条规定;不得因酗酒而免除其刑事责任，但酗酒非出于已意者，减轻本刑。从台湾地区旧刑法的规定看，对于酗酒的行为人承担的是完全的刑事责任，不论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与生理状态如何，也不论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有所减弱或丧失，或者酗酒以后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影响到酗酒以后的行为，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不适用旧刑法第31条的规定，即在法律上不将酗酒的人作为精神障碍的主体加以对待，但是如酗酒是出于本人不能控制的原因，可以减轻刑罚。台湾地区新刑法第1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精神耗弱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第89条规定：酗酒而犯罪者，得于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相当处施以禁戒。台湾地区新刑法在修订时，删去了旧刑法第32条的规定，保留了第31条的条款，在法律上不再存在将酗酒人的刑事责任加以明确化的规定，根据该刑法修正要旨第11号说明：酗酒犯罪，依法当然处罚，无特别规定之必要，故本案将其删去。台湾地区的有关学者在谈到删去旧刑法第32条时认为，“观其意旨系承认为酗酒犯罪，不论出于已意与否，亦即无论为故意或过失，甚或无故意或过失之偶然发生均应处罚，且不作减轻事由”〔1〕。1937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刑庭会议决议指出，在旧刑法有效时酗酒杀人，在新刑法施行后裁判，因旧刑法第三十二条为第三十一条而设计，系第三十一条之加重规定，即使酗酒而至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程度，亦不适用第三十一条减免其刑之规定，如根本上未丧失或未耗弱，纵使酗酒非出于已意，亦不得减轻其刑。所能减轻者，酗酒已至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之程度，而非以己意酗酒者耳。依此理论，而就新旧刑法之规定之比较轻重，如酗酒已至心神丧失或耗弱之程度，则适用新刑法之规定不罚或减轻本刑，其利用酗酒而犯罪者，则照一般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之例论科，均无援用旧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处断之余地。也就是说刑庭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在处理新旧刑法效力时，将醉酒犯罪加以区分，如非己意酗酒至心神丧失或精神弱之程度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可适用对犯罪行为人予以减轻或不予处罚的规定，如利用酗酒犯罪，则不适用新刑法减轻或不予处罚的规定。1939年上诉法院第三八一六号判例，虽继续承认原因自由行为仍应予以处罚，但认为：旧刑法第三十二条关于不得因酗酒而免除刑事责任之规定，已为现行刑法所不采。故如于尚未饮酒之先，即已具有犯罪之故意，其所以饮酒至醉，实欲借酒力，以增加其犯罪之勇气者，不问其犯罪时之精神状态如何，均应依法处罚。假使被告于于饮酒之初，并无犯罪之意图，只因偶然饮酒至醉，以至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而陷于犯罪，即难谓其心神丧失之行为仍应予以处罚，或虽系精神耗弱亦不得减轻其刑。台湾地区学者杨建华指出：“由此全文意旨观察，又似承认故意或过失招致精神障碍者，始不适用不罚或减轻之规定，如非饮酒之初有犯罪意图，则仍可适用不罚或减轻之规定，已将现行刑法删除此项规定之原意，予以修正〔2〕。从修正要旨及刑庭会议决议及上诉法院决议与学者的解释看，可以看出，对醉酒人首先适用一般刑事犯罪主体，因此不再将其作特别的规定，但如果醉酒人在饮酒之初无犯罪意图，从而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状态，进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仍可适用台湾地区新刑法第19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立法的原意得到了司法的支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3年第87号判决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被告甲饮酒后杀死了乙，台中县荣民总医院鉴定认定甲饮酒后精神耗弱，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因此而减轻了对甲的处罚。

　　我国大陆1979年刑法第15条第三款规定：醉酒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表明醉酒人犯罪的处理原则：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醉酒不能成为法定从轻或减轻乃至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1997年新刑法的出台，维持了旧刑法对醉酒犯罪的处理原则。

　　从两岸的立法及其变迁与现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点。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立法体例上都采取总则式立法;二是在法条设计上都采取了概括式方式;三是对醉酒人犯罪都采取了否定性评价;四是都不区分病理性醉酒与生理性醉酒。二者的不同点则主要为以下几点。

　　首先，醉酒人所属范畴不一。我国大陆刑法将醉酒入归属于正常的自然人之例，认为行为人在醉酒时至多其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不会完全丧失，因而不会影响到行为人醉酒后犯罪行为的实施;台湾地区刑法将醉酒人以精神障碍犯罪主体看待，承认醉酒会导致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丧失。

　　其次，二者对醉酒人的态度不一。这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模式上。我国大陆刑法在对待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上，始终坚持完全的刑事责任原则，不给醉酒犯罪人以任何辩护的理由，对醉酒人而言，不存在任何可以从轻或减轻乃至免除处罚的情节;台湾地区刑法在对待醉酒人的态度上，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原则。虽然台湾地区刑法未加以明确规定，但从立法的本意以及司法的操作看，对醉酒人犯罪的处理基本上分两种情况：(一)其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之前欲借饮酒而犯罪，故意或过失饮酒至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能力状态，从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则不能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如果行为人在饮酒之时，并无任何犯意，因饮酒至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能力状态，从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则应根据行为人行为时实际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状态，采取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原则。

　　再次，明确性不一。我国大陆刑法在对待醉酒人态度上，采取了明文规定的态度，而台湾地区刑法则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立法修正要旨与司法中将其纳入列精神障碍主体中。

　　最后，事后处理不一。台湾地区刑法站在特殊预防的角度，为了防止醉酒人再次大量饮酒或酗酒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规定了对醉酒人的保安处分。即如果行为人因酗酒而犯罪，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还必须承担刑法对行为人的另一种预防性制裁措施：禁戒，以防止再犯。我国大陆法则没有此方面的规定，而是采取单一的制裁方式，并没有确立特殊预防的配套规则。

　　二、两岸醉酒犯罪责任理论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