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光政

　　案   情

　　中国历代遗留下来的众多司法案例中，刑事案件居多，民事案件偏少。在民事案件中依情理决断的多，依法律判决的少，以至于有学者因此而断言找不到依律处理民事纠纷的案件，进而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没有民事法律的存在。这里选用了一个明代依律决讼的典型案例，希望对上述传统观念有所触动。

　　《盟水斋存牍》一刻《暑府谳略》一卷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有名叫温明的盐商将引盐（即在专卖制度下取得盐引，可以合法买卖的食用盐）交与船户邓何凤承运，邓何凤将引盐装好船后，把船停靠于河南角。天公不作美，未牌时分（即午后）风雨大作，恰有刘子奕长船断缆，飘压碰撞，导致邓何凤载运引盐的船破损，盐商温明的盐沉没。于是，温明引河例告到官府，请求照价赔偿。一审判决承运商邓何凤返还原领水脚银（运费），并量赔（酌情赔偿）盐银。但温明据河例认为，船户承装引盐如有损失应照价赔偿，并追还水脚银，因此对“量赔盐银”的判决不满，上诉至府。时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具引律文，周密推理，对温明的诉求不予支持，审结了此案。

　　判    词

　　审得温明雇船户邓何凤船装载引盐，据呈称：“泊扎河南角，风雨大作，未牌时分，有刘子奕长船断缆，飘压船破盐没。”已经盐司，有追原领脚银，并量赔盐银之议。明犹不服，且众商以河例为请，称：“船户承装引盐，如有上湿下漏，照价赔偿；疏虞没沉，追还水脚，仍追本船还商。”然据众商称有此例，职未见载之何书也。职，刑官也，止有律例而已矣。查律：“起运官物，若船行卒遇风浪，及失火延烧或盗贼劫夺，事出不测而损失者，申告所在官司，委官保勘复实，显迹明白，免罪不赔。”起运官物如此，则承载商盐可知。又查：“受寄人财物，其被水火、盗贼费失及畜产病死，有显迹者，勿论。”受寄财物如此，则承载商盐又可知。此律文之可据者也。又据称“上湿下漏，照价赔偿”。风雨大作，飘船海南，则非“上湿下漏”也。据称“疏虞没沉，追还水脚，仍追本船还商。”船现泊扎，忽别船断缆飘压撞断明船，则非疏虞也。此河例之无可据者也，职不能于官律私例之外，更别出一意以曲徇商情也。已无据，何凤领过水脚银伍拾两追出还明，亦情也，非法也。明之利有凤船与凤之诉多溢词，各杖无辞，招详。

　　评   析

　　该判词出自明崇祯年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之手。关于颜俊彦，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援引浙江嘉兴府光绪年间《桐乡县志》作了介绍：颜俊彦，字开眉，又字开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广州府推官。崇祯三年（1630年）任广东乡试同考官时，被弹劾辞职，后任松江府推官，晋升工部主事。鼎革后，隐居故乡。《盟水斋存牍》即是颜俊彦任广州府推官时所审案件的判语集。该判语集序二中说：“两造之事无大小，必以公……盟水斋可以知公之为理，有会于公之为理。”认为颜俊彦对案件的判决是公正合理的。

　　本案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明代随着商品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货物运输也越来越重要，从所见文献资料来看，货物运输已成为民事活动的重要客体，且普遍存在，陆运、水运皆有。承运有“南船北马”之说。“北马”如《大明律·户律·课程·盐法》所称“驮载者”即是，承运者为客商将货物运达指定地点后可获得约定的“脚钱”。“南船”承运因船户众多，他们或受雇于民，载运民间货物；或受雇于官府，运输税粮。由于水上运输风险较大，故船运契式已较规范，货物运输契约双方当事者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一般而言，托运人的主要权利是要求承运人按契约约定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其主要义务是按约支付运费（俗称“脚钱”）；承运人的主要权利是按契约约定收取脚钱，其义务是用船舶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并在交货之前负责货物的安全运送和妥善保管，货物如有短缺、损坏，负有赔偿责任。

　　本案主要涉及到运输合同执行过程中引盐受到损失，盐商要求赔偿的问题。其争议焦点有：

　　第一，能否引用地方商业习惯“河例”作为裁判依据？在明代船运合同中往往根据地方商业习惯而作出“（船户）所装货物不许漏湿损坏，如遇险滩搁浅，若有疏虞，船户甘认，照数赔还”的约定。这种约定若与律文相冲突时能否适用？

　　第二，该案中船户是否应该对因“风雨大作”而引起的引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般情况下，合同中往往约定货物如有短缺、损坏，负有赔偿责任。但该案有不可抗力的情节，航户是否还应赔偿？

　　本案判词交代案情清楚，推理周密。姑且不论推官颜俊彦是如何理案息讼的，先来看判词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判词中说：“职，刑官也，止有律例而已矣。”这种认识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表达了判词作者作为司法官在头脑中有一种明确的法律意识，那就是要依法办案，依律决讼。

　　在依法办案的理念支配下，颜俊彦对案件涉及的争议焦点进行了一一剖析。

　　首先，关于该案能否援引地方商业习惯“河例”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该判词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引用“河例”为依据呢？在颜俊彦看来，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众商所称“河例”，未见载之于何书；二是作为推官应以律例为准绳；三是即使援引河例也与案情事实没有内在逻辑关系。对于第一个理由，判词作者似乎过于武断，据查，（明）徐三省《世事通考·外卷·文约类》所载《雇船只文约》中确有“船户承装货物，如有上湿下漏，照价赔偿，若有疏虞没沉，追还水脚，照数赔还”的习惯约定。但作者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武断，在判词中接着分析了即使引用“河例”也与案情不符的情形，指出：案情事实是“风雨大作，飘船海南，则非上湿下漏”，同时也不存在“疏虞”的问题，是“别船断缆压撞断明船”，属于力所不能及。因此，“河例”适用的条件不具备。这样一来，该案的处理只能以律为据了。

　　其次，关于引盐损失的赔偿问题。判词中结合案情事实分别引用了《大明律》“起运官物”和“受寄财物”条文，并进行了周密的推理判断，认为盐没系事出不测，力所不能及也，承运人邓何凤并无过错，故免罪不赔，温明之请求不予支持。但考虑到情理因素，酌判追还水脚银。该判决表明，赔偿责任的追究已由加害责任原则过渡到过错责任原则，民事责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摘自《中国审判》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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