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以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为基础的。与《决定》相比，刑法典中的本罪除了增加刑罚幅度、增加罚金刑等完善刑罚的措施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将《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认定犯罪的标准由违法所得数额变为销售金额。根据199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获利额；根据《解释》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由此可见，违法所得与销售金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的范围比前者要广泛得多。[11]之所以将违法所得数额更改为销售金额，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销售金额反映了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行为持续时间、危害范围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具体肯定了犯罪的本质是侵犯合法权益，而非犯罪人的获得利益。[12]我们可以说销售金额小，社会危害性便小，但决不能说违法所得数额小、社会危害性就小。按照“法益侵害说”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的侵害或引起威胁（危险）[13]，行为人自身获利（包括非物质性的）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犯罪性。可见，以“销售金额”代替“违法所得数额”的确是一个进步。

　　2、“销售金额”的缺陷

　　虽然“销售金额”相对于“违法所得金额”而言是一个进步，但是，以“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构成要件行为要件方面的要求，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销售金额难以全面完整地反映本罪的客观实际状况。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实践中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具体行为：生产伪劣产品，但不销售；销售伪劣产品，但不生产；既生产伪劣产品，又加以销售。上述行为表现中，只有第二、三种情形才涉及销售金额问题，而在第一种行为即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行为中，由于客观上没有实际的销售行为，当然就不存在销售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如要确定销售金额，无疑是缘木求鱼，因为此处根本不存在销售行为。显然，销售金额只是销售行为的要素，其并不能涵盖生产行为，在生产行为中只有“生产金额”要素。以销售金额统摄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的数额要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其次，销售金额在司法实践中较难认定。所谓销售金额，是指实际已经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金额。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销售伪劣产品后所获得的金额这一数字，即可确定销售金额。因此，相比违法所得数额而言，销售金额相对明确、固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缺乏可操作性。[14]如前所述，在生产阶段，产品销售出去之前，是不可能存在销售数额的。此时，要确定销售金额只能根据产品成本、市场供求状况来估算，得出的数额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销售阶段，同一种产品的销售数额也可能因时间、地域、对象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也是可变的，实际计算出的结果也会带有不确定性。

　　再次，以销售金额作为本罪的数额要件会带来理论上的困境。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既可概括使用，也可拆开使用。具体罪名有三个：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而未实施或未及实施销售行为的情形下，原则上应认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又由于产品尚未销售出去，尚未有实际的销售数额要素，根据刑法关于本罪罪状的规定，这种行为并未齐备生产伪劣产品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因而只能认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未遂。

　　3、以“经营金额”取代“销售金额”

　　如上文所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将“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作为生产、销售两种行为的共同构成要件这一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因为生产、销售是选择性的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就构成犯罪，而“销售金额”只存在于销售伪劣产品的情形之中，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导致“销售金额”，因此如果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有一个程度的限制，那么，就应该寻找一个对生产、销售这两种行为都适用的标准，将“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对于打击生产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极为不利。有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将“销售金额”作了扩大解释，如何秉松教授认为，“'销售金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经营额”[15];谢望原教授认为，“'销售金额'是指实际已经销售出去的产品金额，又包括尚未销售而可能销售出去的产品金额。[16]”还有学者直接提出将“销售金额”改为“经营金额”，该学者认为，所谓“经营金额”对于只生产而没有销售伪劣产品的情况来讲，是指生产者用于生产伪劣产品所投入的总额，对于销售者来讲，是指其用于销售伪劣产品的投入和经营所获得的利润的总和，对于既生产又销售者来讲，是指用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投入与销售所获利的总和。[17]

　　笔者基本赞同李希慧教授的观点。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以“经营金额”代替“销售金额”基本上是可取的：首先，以“经营金额”代替“销售金额”可以解决单纯生产伪劣产品行为难以界定“销售金额”的尴尬，使我们对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名正言顺；其次，根据刑法规定，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单处或并处罚金，有了“经营金额”，便于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形态适用罚金刑；再次，与“销售金额”相比，“经营金额”更容易查证。虽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人往往没有完整的生产记录和销售帐目，使得销售金额难以查证，但是，其用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投人却容易被查证。这样即使没有办法证明销售金额的多少，也可以从其经营金额的多少来确定行为的严重程度。[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