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流放与回归 谁来保障病人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展开了“解开枷锁”、救治精神病人的活动,可令人震惊的是,“枷锁”并非是虚拟的比喻,而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实,并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海淀区仍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家属锁在大磨盘上,拒绝将其送入医
失去保障的人生 面对抛弃甚至侵夺,绝大多数患者都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宽容,他们平静、坦然,接受了现实。 “我们不能光谴责,还要学会理解。”杨甫德院长再三提醒我。 一旦发病,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都如同跌进了无底洞。终生服药、频繁检查、心理测试、康复治疗……稍有疏漏,病情就会反复并恶化。 “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无休止的照顾和责任。”杨甫德说,很多家庭都是经历了多年的煎熬和折磨,最终选择了放弃。 随着医保制度的完善,精神疾病可以通过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大病统筹等方式得到报销和补助,但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报销总额不到花费的一半。 “一个精神病患者每年的开销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这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更加难以承受的是,其中要付出的人力成本难以计量。很多患者父母过世、配偶离异、尚无子女,仅剩的亲人是兄弟姐妹、外甥侄女。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怎么可能管我们。”阿忆说。 阿忆的姐姐已经远嫁山东,每个月给阿忆打个电话,每年寄来一万元钱。“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把阿忆接到身边,我的丈夫和婆家怎么可能接受?”阿忆的姐姐再三说,“希望阿忆能够理解我。” “我不能破坏姐姐的幸福,也不能给哥哥增加负担。”阿忆在画一幅人像,我问他画的谁,“母亲。” 阿忆特别羡慕一位病友,每个月的25号,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妈妈就会来这儿看望她的儿子,每到过年,就接儿子回家,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就在上个月,这位老妈妈还在暴雨中,从河北农村赶往北京,带着亲手做的面。 “有父母,就是一个患者最大的幸福。”王诚院长感慨万分。 每个病人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家庭,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需要解脱,需要理解,需要新的方式。”王诚院长递给我一份宣传单。 今年1月,北京海淀精神康复服务协会成立了,他们希望能把更多人组织起来,包括患者的家庭成员。 “很多家属不愿意把患者接回家,但他们愿意提供服务和帮助。”王诚院长希望,能够根据家属们的情况排班,让他们定期到康复中心,与患者一起生活、劳动、学习,帮助患者康复。 目前,已经有患者的家属参与进来,虽然只是几个人。 举步维艰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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