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我们找过同仁医院，还发生过口角。”龚美华告诉，“但医院没有给说法。”

　　在龚美华记忆中，与医院的两次沟通均以失败告终。

　　王宝洺还进行过其他尝试。他曾求助北京一家电视台的一档法制栏目，节目虽然播出了，却没有效果。此后，王宝洺又多次向卫生部门投诉。

　　“王宝洺还到卫生部门口举过条幅。”龚美华说，“2008年7月，他开始起诉。”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这不是医疗纠纷，是一起刑事案件。”9月23日，采访北京同仁医院时，该院外宣主任李新萍回应说。

　　9月22日，龚美华和王宝洺大姐接受采访时，出示了几十页证据材料。

　　龚美华称，他们留存的病历与同仁医院提交的病历复印件有诸多不一致，认为同仁医院“事后伪造病程记录、添加伪造医生签名、伪造病历、伪造住院病案”。

　　尚未进入鉴定环节，案件便在病历真假性上卡住。

　　王宝洺的律师杨春香透露，因为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北京东城区医学会表示，明确病历真伪前不能鉴定。

　　无法鉴定，东城区法院也就难以开庭。

　　2010年1月，法院又委托北京一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同样因为病历真实性问题，司法鉴定无法进行。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庭前谈话。”龚美华介绍说，王宝洺坚持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同仁医院承认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说不影响病历真伪。

　　因此，起诉三年，该案至今还没有开过一次庭。尽管王宝洺不止一次通过杨春香催促法院。

　　“王宝洺案件，仅仅因为质疑病历真实性而拖延三年不开庭，非常少见。”9月21日，著名医疗律师、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晔向表示。

　　刘晔表示，医疗诉讼中，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法院通过质证，做出判断。

　　“法院没有对病历真实性做出判断，而医学会只是对法院交过来的材料进行医疗技术判断，对病历真假不判断。”刘晔说。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则认为，法院应向鉴定机构明示，哪些可以作为鉴定依据，哪些不能。“医学会说没有资格判断，法院说没有能力判断，但不管怎样，病历真实性都是必须解决的。”

　　但刘晔认为，很多法官因缺少医学训练和常识，对医疗诉讼没有审判能力，所以很难具备判断病历真假的水准。“比如台湾就规定，有医疗背景或资深法官才可以审理医疗纠纷案件。”

　　郑雪倩和刘晔均表示，在鉴定环节上，法院和鉴定机构的衔接、沟通出现了问题。

　　“法官在审判中应尽一切手段，弄清事实，作出判决，化解矛盾。”郑雪倩表示。

　　“我们相信法律了，可什么结果也没有等到。哪怕官司输了，我们只想要一个说法。要是能有结果，他也不至于这样。”9月22日，龚美华猜测，丈夫最终挥起菜刀，是因为这么多年都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希望。

　　而9月15日，王宝洺在出门前拨出的那个电话，就是打给自己的代理律师杨春香的。

　　电话里，王宝洺让杨春香催促法官尽快开庭。杨春香之后电话询问法官，未得到明确答复，便给王宝洺回电话，转述原话。

　　王宝洺很平静，只说了句“请您多费心”，就挂了电话。

　　然后，血案在几个小时后发生。

　　被诟病的二元化鉴定

　　在医疗纠纷事件中，法律原本是医患双方所能倚赖的最后希望，现在却因为法院三年没有开庭，变成了一场血案的导火索。

　　在刘晔看来，医疗诉讼的低效率、高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医疗鉴定。

　　而被刘晔和郑雪倩同时诟病的，便是“二元化鉴定”现象。

　　“二元化的理解是，对于医患纠纷鉴定，医学会和之外的社会鉴定中心都能接受法院委托。医学会组织技术鉴定，鉴定成员是医生等专家，社会鉴定中心则是承担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主要是法医。”郑雪倩告诉。

　　“现在一些情况是，如果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又得做司法鉴定。做完这些鉴定得花一年半甚至两年时间，还要花很多费用。如果两方鉴定结论有差别，你说法院采取谁的结论？只能是更加混乱。”

　　刘晔表示，法院委托哪个机构做鉴定，国家还没出台统一规定，现在是各地法院自行规定。“山东是两个机构鉴定都可以，上海是必须走医学会鉴定，北京应该是双方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

　　通常，法院往往指定的是医学会鉴定。但问题是，一直以来，医学会被质疑立场与结论更偏向医方，所以难显中立。

　　刘晔告诉记者，医学会鉴定是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主要由医生组成。而备受质疑的地方在于，医疗鉴定结论上没有专家个人签名，只有医学会公章，并且专家也不会到法院出庭质证。而法医鉴定是有签名的。

　　“《条例》刚出台时，医学会鉴定专家是被要求签名、出庭作证的，但考虑到专家可能受到人身威胁，后来便取消了。这也许是导致鉴定结论偏向医方的隐患和重要原因。”

　　刘晔认为，签名对鉴定结果是重要的保障与监督。不签名，如果鉴定不公正也无法追究责任。

　　“专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质证？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报复。专家本来和医疗纠纷没关系，出庭质证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郑雪倩告诉记者，“这还是由于司法环境不好，要法制化也不能脱离国情。”

　　刘晔和郑雪倩均认为，两种医疗鉴定都不见得有多么完善。

　　“我认为由法医对医学技术问题进行鉴定不科学公正。法医接触的是法医学训练，没有临床经验。医疗技术鉴定必须是临床医生。”刘晔表示。

　　郑雪倩也告诉记者，法医并没有临床医学鉴定资质，不是临床医生，怎么能了解鉴定医学技术问题呢？

　　“上海、浙江、江苏法官就认为法医是没有资质做临床鉴定的，应该由医学会来做。”

　　但法医司法鉴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郑雪倩进一步解释说，法医鉴定从法律层面书写鉴定结论，比较符合法院的判决需要。这一点，恰恰是医学会鉴定缺少的。所以，很多法院喜欢用法医的鉴定结论。

　　“我认为，既然两种鉴定各有所长，那最好能形成一个专家库，临床医生和法医都参加，弥补各自不足。”郑雪倩表示，解决鉴定二元化问题，需要一个好的法律规范，需要一个责任鉴定管理办法和程序，才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有利于全国的法官和各界人士对法条的统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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