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院一审被判处死刑。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

　　但据证实，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最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般仿品。

　　文强的落马，再一次掀起了官场“雅贿”的浪潮。

　　但比起其他落马官员，文强所接受的“雅贿”，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当年“远华案”的始作俑者赖昌星，其贿赂官员的惯常手段即是“雅贿”，且数目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雅贿”文物的真伪不是最主要的，只要其能发挥作用就行。“雅贿”文物，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真道假道各行其是。

　　官场“雅贿”由来已久。

　　“雅贿”在明代臻于极致。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能充当俸银，自然也就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明嘉靖时，奸相严嵩官居首辅，权倾朝野，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迎合严嵩父子，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忬不惜“悬厚价”购买宋代画家的《清明上河图》，最后，花了1200两银子才买到，“遽以献”，却是一幅赝品，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身送西市。按清人沈德符的说法是“贪残中又带雅趣。”

　　晚清官场贪腐之风盛行，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乃理所当然。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清乾隆时大贪官和珅，素以“雅贿”著称。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红人，本身即有万贯家财，所以，下面的官员行贿，根本不需要直接送钱，倒不是因为送钱不安全，乃是因和珅对银子根本就没有多大兴趣，倒是对古玩字画兴趣颇多。和珅府藏名画，价值过百亿。而和珅的这些古玩字画，又有相当一部分敬奉给了乾隆爷。乾隆对古玩字画嗜爱如命。其宫中所藏古玩字画，可谓价值连城，为此，乾隆还专门组织编撰了一部传世古书画集《石渠宝笈》，其中收录之大部分古书画，如今已成拍卖市场之新宠，甚至屡出天价。

　　和珅算不得大奸臣，但却是大贪官。和珅能成为乾隆的红人，关键在于其能投乾隆所好。而乾隆最好的就是书画古玩。熟悉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人都知道，这部电视剧中的“铁三角”乾隆、纪晓岚、和珅，都是书画鉴藏行家，而饰演“铁三角”的演员张铁林、王刚、张国立，也是收藏大腕。其中，张铁林尤喜收藏文人手札。其所藏之文人手札，已成市场上追逐的焦点。

　　但文人手札在当今市场上受追捧，并不是官员的功劳。因为官员对于文人手札其实狗屁不通，官员对于文人手札的喜欢，其实是出于金钱考虑。须知，当今中国的书画市场和收藏热的勃兴，主要不在于公众的收藏兴趣，而在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官员的需求。企业家投资书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炒作赚钱，二是给官员行贿送礼。

　　“雅贿”在今日之书画界和官场依旧盛行不衰。

　　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购藏、买卖古玩字画，已成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落马官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据报道，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的企业，纷纷上门请胡长清题写招牌，或制成金字或制成霓虹灯炫耀。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有关单位要送数千到数万元不等。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成克杰也是如此，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商匾，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

　　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爱好书法”的官员，在国内并不罕见，且有愈来愈多之势。

　　据报道，某省辖市有一位当地长官的题匾到处都是，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

　　四川省一起“书记卖官案”主角——南充市营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毓培及其妻赵秀珍，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推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法庭上，他为自己的不义之财辩解道：“我是H市书法协会会员，曾经为单位、个人题字。我算了一下，这笔收入大概有40余万，但这该属于我的合法收入！”

　　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据官场人士透露，此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检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此人嗜古董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1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表示，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曾几何时，古玩店和拍卖行一度成为官员“洗钱”的场所。

　　据了解，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有人戏称，现如今，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如果遭遇调查，官员往往以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据此瞒天过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极盛，当时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对古董商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拿货渠道之一。古玩店老板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最后往往是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这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作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无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又不可以呢？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雅贿”可是门很深的“学问”。首先要了解收礼人喜欢什么，是喜欢字画，还是喜欢古玩；是喜欢黄花梨的笔筒，还是喜欢红木的笔架。总之，要投其所好。其次，绝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证双方能够轻松交接。最好是体量不大，价值很大，“低调的奢华”。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雅玩”。

　　如果不懂得“雅贿”学问，没把握好对方的心理，有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赖昌星曾说：“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一语道破天机。

　　正因如此，以前群众老抱怨：现在的官员都是些技术型官员，一本正经，没有什么爱好。而现在，官员爱好越来越多。我们都知道，对于一名商人来说，他最大的精力不是花在如何找钱上，而是花在如何培养领导的爱好上，而且，现在不少官员，爱好越来越“高雅”了，太俗的没兴趣，也怕出事。所以，字画古玩能投其所好。现在官员的腐败，相当一部分都已不再是直接收受钱物，而是收受古玩字画。但由于中纪委有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故又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并不直接出面收受古书画，而是由亲友出面，或者以开设文化传播公司的形式从事书画艺术品交易。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官员洗钱的潜规则。

　　一位有过“雅贿”经历的老板就讲过他所经历的一个“雅贿”故事。他说，领导一般不会直接跟你提钱的事，但却在闲聊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示，他比较喜欢某某书画家的字画，而这些书画家，一般均是价格昂贵者。老板一经得到暗示，立即照办，但等到他将字画馈赠与领导时，领导又会故作愤怒地说：“谁让你拿来的？！我那次也就是说说，人家的字画这么贵，我能随便要吗？你可不能这样办事！”老板很尴尬地说：“这个这个，你看我不拿都拿了，这玩意我也看不懂，拿着也是浪费，你看……”

　　领导假装一脸无奈和不悦：“哎，既然这样，那我就暂时替你保管吧，但一定下不为例！”

　　搞定，成交，老板大悦。

　　老板笑着说，这种事在官场已成惯例。送礼者一定要把握领导的心理。领导嘴上说不喜欢，其实心理喜欢得不得了，但碍于面子，又要故作愤怒。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既要能贿赂，又要懂得如何贿赂，要给对方台阶下。

　　不仅如此，“雅贿”还成为当今官员升迁的一大招数。

　　我所熟知的某地一位年轻官员兼书法家，大学博士尚未毕业，即挂职任某市副市长，任职期间，该人士频频进京活动，并获得在党校学习的机会。据传，此人进京活动的手段之一即是，向相关官员赠送价值不菲的特供礼品，主要是名家书画作品。通过运作，此人于三年之后，迅速升迁。据悉，该人士收购字画的经费，一是来源于自身贷款所得，二是来源于当地企业“敬献”。而其升迁之后，再反过来为出资的当地企业谋取一定的政策好处。

　　诸如此类书画家，在当今不在少数，一般是通过书画晋升仕途，而获得仕途之后，再通过其仕途身份，大量出售自己作品，等于是通过艺术之外的权力来获得其在艺术界的话语权，这已然成为当今官场和书画界的一种潜规则。

　　然而，凡是值钱的，都有可能造假。这就使得不少官员所获得的“雅贿”文物，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赝品。一是由于官员本身不懂行，二是由于文物鉴定十分复杂，难以鉴别真伪。但正是由于难别真伪，故给官员受贿程度的认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实际上却在客观上减轻了官员贪贿的罪行。其实，真与假并不是最重要的，真品自然好，但赝品也有赝品的好处。只要能顺利地将钱洗掉，那么，赝品的作用也是真品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权力运行的社会，既然崇尚权力规则，那么就必定有诸多潜规则。潜规则不像明规则那样，它往往没有明文的制度规定，而是靠这个行当中的人的自觉意识，久而久之，大家都认可这么一种规则，如果你不遵循这种规则，你就可能会被剔除出局。各个行当都有各个行当的潜规则，书画行当也有书画行当的潜规则。但相比于其他行当，书画行当的潜规则更具有隐秘性和欺骗性，它往往以高雅的艺术品为幌子，而实际上进行的却是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的行径。

　　其实，中国当代书画市场的繁荣，往往就是靠送礼来实现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书画市场很大一部分是礼品市场和走穴市场。礼品市场的特点是，它往往不进行公开交易，而以私下交易为主。几乎所有书画家所标注的市场价格，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而只是一种自我叫卖，因为当代书画本身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即便是公开进行的拍卖会，也难说就一定能代表真正的市场。因为拍卖会也有拍卖会的潜规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拍卖行和拍卖会都有潜规则，或者都不真实，但至少有一部分如此。当代书画市场之所以快步进入“亿元”时代、“天价”时代，实际上不是书画市场本身的繁荣，而是钞票的繁荣，因为，是大量游资的涌入，炒高了书画的价格。还有，千万不要相信当代书画家所说的自己的作品又在哪一次拍卖会上拍得了高价。因为这些所拍的价格往往未必是真实的，其运作规则是，书画家往往自己送拍，在送拍时要给拍卖行一定的费用，然后再自己将自己作品或自己找人将自己作品再拍回去。这种方式也已成为当代书画拍卖的一种潜规则。

　　自我定价，自我举牌，自己购买。这就是一些当代书画家的拍卖潜规则。

　　那么，当今众多流入市场的书画作品，又进入了哪里呢？其实，大多数都不在收藏家那里，因为真正的收藏家，大多是看不起当代书画家的作品的，既然前面我说中国书画市场是礼品市场，那么又是不是被作为礼品送进了官员的库房呢？也未必。官员所拥有的书画作品，也未必就占了很大比例，那么进入了哪里呢？其实，很多还停留在古玩字画店，之所以还在古玩字画店，一是卖不出去，二是很多洗钱的官员，不可能将大量字画攥在自己手里，而只能“寄存”在古玩字画店。当然，我所说的这些古玩字画店，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廊。真正意义上的画廊，在西方不在中国，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廊和画廊制度。中国所谓的画廊，其实都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画店。

　　现在这个社会，要指望普通老百姓去买书画作品，很难很难，书画作品大都进入了企业家或官员手中。也就是说，当代书画作品，大部分都是企业家买单的，企业家买单，当然不是为了自己欣赏，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继续炒作或经营，二是为了送礼。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腐败的确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这已经为自古以来的事实所证明。“腐败经济”，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种特有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书画艺术家，还的确得“感谢”那些腐败的官员，或者说介于腐败和非腐败之间拿着灰色收入的官员，起码，他们有这种雅好，才有可能有书画交易的存在。这也用不着大加批判或鞭挞，因为，这是一种社会潜规则。你说它合法，它又不完全合法，你说它不合法，你很难找到依据。中国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处于这种灰色地带。

　　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健全，让很多行业都处于法律无法监管的灰色状态，很多人恰恰就是钻了法律或制度的空子而一夜暴富。

　　我举个例子，比如甘肃和山东，是中国两大书画市场，这两个地方，对于书画作品的需求量都非常之大，非常之多，但是，也正是因为需求量大，而让很多书画家钻了空子，得了好处，根本原因是书画市场体制不健全，这两个地方的人要作品，只认书画家的级别，也就是按是否书协、美协会员，以及在这些协会中的级别等，其他的一概不认。这让很多很有水平有实力的中青年书画家很苦恼，但也让很多有级别有势力的书画家发了一笔横财。试想，如果书画市场机制太健全、太透明，很多人恰恰捞不到好处了。所谓“水至清无鱼”即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