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时代之子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 岁到31 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强思想活跃、言词犀利。何勤华记得，1979年读大二时，看了一部描写资本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彼此竞争、丧失亲情的香港电影，他结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同学们建议他听听李克强的意见，“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李克强看完说，同学之间不讲客气话，你这篇文章下了点工夫，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发表，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删掉2/3；第二，必须补充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回忆，虽然李克强的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气。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