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团十一大召开前3个月，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写入新党章。“文革”之后，大乱大治，80年代前期中国政坛进入新一轮权力交接期，团干部由于契合“四化”标准，被各界寄予厚望。

　　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从政生涯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正式起步。

　　当时，团中央推出青年先进典型张海迪，李克强积极推动，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学习热潮。

　　1983年末，李克强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30岁的李克强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十一大上，李克强曾向人介绍北大“挖掘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活动经验：北大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彷徨，或是指手划脚。“我们这一代青年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随党在伟大历史性进军中开创新局面的一代。”

　　起初转为专职团干部，全优生李克强被视作“放弃所学”、“浪费材料”。也许是时代之幸，“伟大历史性进军”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正是李克强的兴趣所在。大潮汤汤，身处团系统，他也继续专业研究，并找到实践机会。

　　李克强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拿下的。

　　知青经历使他深感农村经济凋敝国家现代化肯定无法实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他开始悉心钻研。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等人的论文并陈。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挑战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到了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他说，城市现代工业就业增长率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城市中的传统部门和贫困部门，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时，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这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

　　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述道路，后果将更加严重——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的特征更加显著。

　　他在论文中提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而其中核心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要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此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而李克强20年前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正在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及土地产权问题：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承包制日益显露局限，产权制度模糊造成农业生产乏力。

　　对此，他提出了一种思路：产权制度理论滞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指导己不可能。应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土地经营方式，允许并支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生动活泼地推进，产权制度必然会在现实中得到新的发展。

　　尽管热爱学术研究，李克强如他自己所言，“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在团中央期间，他调研频频，比如山东诸城的改制试验；也曾多次外访，打开眼界。

　　很多人也许未留意到，李克强还曾具体指导过一家企业的经营。

　　1979年，荣毅仁胞弟、全国青联常委荣鸿仁提议，由全国青联出面，引进侨资、外资，兴办青年旅游业。全国青联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用企业化的办法办旅游。这个设想对旅游业的垄断局面冲击不小。

　　经过反复讨论和艰苦运作，青旅成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标版。

　　青旅创办十年时，李克强报告业绩：没要国家一分钱，创汇6亿元。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李克强又对青旅发展提出新构想：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实业开发、房地产经营、贸易、投资为肢干，形成一个综合体，变堆积式发展为滚动式发展。

　　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强的深度参与推动。第一所“希望小学”由他在安徽省金寨县选址；一些相关的重要管理制度出台，他亲自督办。“希望工程”曾举办“社会监督活动日”，公布海内外的捐款总额，并开放财务室、计算机房、办公室等，还提供了捐款及结对资助的全部档案。李克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作为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李克强还参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执政轮廓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团干部不是‘青年官’，与其说给青年听，不如干给青年看。”洛桑灵智多杰1993年卸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撰文总结在团中央工作8年的收获，“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曾不止一次说：作为团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

　　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李克强所作的团十三大报告，视野开阔，回溯改革开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纪。

　　1993年末，李克强在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在团系统内口耳相传。

　　谈到当年令不少人失落沮丧的奥运会申办失利，他说：“占领下一个世纪的制高点，不能指望别人的恩赐，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针对此，李克强在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

　　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也让共青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党政部门同样遭遇。新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新办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全国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