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探讨】

后车之鉴：司法独立与还权于民

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程。司法独立已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从技术层面上对司法公正起到关键的保障作用，将推动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人们似乎认为，只要司法独立了，中国的法治就现代化了。

其实不然，清朝末期救亡图存的官员中，主张司法独立的并不比当今体制内的政要少，他们基于常识、常理，没有依托西方理论，从最平实的人类治世经验中论证其合理性，如御史黄瑞麒指出：“皆督抚以意为之，督抚而贤则一省之亊举，督抚而不贤则奸弊百出，贻误无穷”； 官制大臣载泽说，“司法之权寄之行政官，徒以长行政官之威福，贾人民之怨望。积忿于官长，终且迁怨于朝廷。弱者饮恨，强者激变矣。各国革命风潮莫不源于讼狱之失平”； 沈家本更是从多个方面反证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可以说，司法独立问题已进入了清末制度的具体操作阶段。可是，清末官员所言的司法独立从未上升至国家主权层面，没有还权于民，团伙盗窃罪量刑标准。最终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反观我国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司法权高度受制于党委，它将政治层面的司法独立禁囿在单纯的法律层面，没有从宪法至上的理念中来充分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使得司法独立问题简单地等同于“审判独立” 问题，结果使人民主权宪政理念弱化，剥离了“审判自由” 的精神，使司法机关亊实上沦为党委行政机关的附从，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被虚化弱化，这种司法独立显然不利于实现宪政与法治，例如重庆的薄、王成了酷吏“、“悍司” 就是明证，如果未来的司法改革不与政治民主化同步，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得不到制约，司法权可能变成恣意和擅断的工具，我们必须以前例为见，还权于民，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