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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ivian
我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
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
“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
“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
“Celine Dion。”
“请外国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
“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
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5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14天的，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2002年11月22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节目《凤凰午间特快》，就急着往家赶。他已经到了。临出化妆室之前，发型师阿Ray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去结婚而已。)”我咽下了后半句话，可脸还是红了。
气喘吁吁跑回家，老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间特快》。
“老婆，今天我们旅行团的人问我来香港看谁，我说看老婆，老婆在电视台工作，他们立刻问，是凤凰卫视吗?”
“他们没问你老婆是谁?”
“问了，我没好意思说是你。”
“这有什么，下次别人再问，你就说是小莉呗。”
话还没说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还不快去卸装。”
我认认真真地卸了装，然后和老公在楼下的茶餐厅匆匆吃了紫菜墨鱼河，就坐船直奔中环红棉道。
红棉道礼堂座落在公园中央，而公园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公园不大，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钟，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这么说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此刻天一脑门子官司，一走进公园，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
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只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其实，我们只是紧张。
我有一个毛病，对于教堂、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有例为证：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以至于腹痛难忍，几乎晕倒。
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过一间教堂，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参加周日礼拜，靠近上帝。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上帝啊，请宽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象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张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
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米的一个大厅，有20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阅读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
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
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候，办晚会是来不及了。”
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证件：“姆该(劳驾)，我们来登记。”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
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
我好象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
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饿了!”一走出婚姻登记处，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对方说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们喜欢的Dan Ryans就在旁边的Pacific Place(太古广场)，于是我俩跑到那吃了有纪念意义的一顿饭。菜谱如下：
恺撒沙拉
Clam Chowder(香港译做：周打靓汤)
烤羊排配薯条
Stuffed Mushroom(炬蟹肉蘑菇)
生啤三扎
咖啡
纽约奶酪蛋糕。
我一边抢他的薯条吃，一边自言自语：“行礼那天，要有至少两个证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
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妇，他俩是我们的朋友、广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边喝啤酒边点头，我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高雁：“哎，婚礼晚会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来做证婚人吧。”
“那我得带照相机和DV吧。摄像的事就让郭志成来干了。”高雁的特点是热心、爱张罗、进入角色极快。
5分钟后，我正想消灭最后一个蘑菇，高雁的电话来了：“郭志成听说要重操旧业可紧张了，他说DV他玩不好，得借个专业摄像机才行。”忘了介绍，郭志成是北京广播学院87电摄的高才生，只是这几年一直负责凤凰在北京的节目制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离摄像专业有点远了。“郭志成还说你们选的日子不错，我们是12月30日结的婚，如今都迈向10周年了。”
挂了电话，我把最后一个蘑菇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老公说：“香港人结婚的规矩真是挺奇怪的。从现在开始，今后的15天里，咱俩的结婚公告会张榜贴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你说，不会有人反对吧?”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电影《Jane Eyer》《简爱》中的情节：罗切斯特和简爱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礼，突然，罗切斯特前妻的弟弟冲了进来，大声宣布反对他们的结合。然后，简爱含泪出走。
想到这，我已是热泪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国人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有人反对的。”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那，那我得吃块Cheese蛋糕。”我破涕为笑。
1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上帝，没有人反对。
12月27日，离31日行礼的日子还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团来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简单：一套西服、一双皮鞋、一条领带。
这身装束对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不西服革履的，为了31日这天，他穿上这身行头时不至于笑场，我特别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31日的到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9日晚上，我正在家里做面膜，高雁打来了电话，听起来她垂头丧气的：
“怎么办呐?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我得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没事没事，我再找人。”我嘴里安慰着她，脑子里马上飞快地搜寻着合适的人选，可越想越觉得难办。还有两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将休假，剩下的要来值班。我找谁啊?再说，谁会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适呢?
我放下电话，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脸上显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们家的菲佣吧，叫什么来着?嗷，奶奶特!”我家的菲佣叫Nanette，老公习惯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
“找菲佣做证婚人不太合适吧?菲律宾政局又不稳，万一将来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脸上已经干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灵感，“嘉耀和晓文怎么样?”
嘉耀是我广院的师弟，他和太太晓文在中学的夏令营里相识，从此再未分开。这种纯真而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是我最欣赏的。
嘉耀是个少年老成的人，办事严谨有条理，在电话里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静地说：“那我们31日早上8：50分在红码头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会堂。”
证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释重负。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还没决定该穿什么。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还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柜前，不知道该挑哪件衣服才好。
老公飞快地洗漱完毕，一边打领带，一边腾出一只手从衣柜里拽出一条高领无袖的咖啡色连衣裙：“这条新买的不是挺好的吗?”
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
好像还不错。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家门。他的服装是：黑西装、黑皮鞋、白衬衫和金色的领带。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显简单：没有化妆，头发刚刚洗过，没有吹，只是让它自然风干，所以发梢微微向外翘着，呢制的连衣裙外面是一件浅咖啡色的及膝短大衣，脚上是咖啡色的长靴。虽然打扮不像新娘，但本色的衣着让我觉得舒服、自然。
9：30，我和老公以及嘉耀、晓文就正襟危坐在大会堂的接待室里了。靠墙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一家祖孙三代近10口人，新郎新娘想必正在化妆间里梳头更衣，所以不见踪影，来观礼的人们则略显拘谨地坐着。最小的孙子被奶奶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倒是颇为悠闲，捧着最新款的SONY DV大拍特拍。
我突然抓住老公的手，声音中满是绝望：“咱们忘了带照相机和DV。”
老公愣了一下，脸上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他很快就镇定地说：“没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再说了，咱们记在心里不是更好吗?”
真是难为他了，和我这个丢三落四又小孩脾气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早已被训练成了保育员、辅导员和心理医生。刚才那短短的两句话，一下子就平复了我的情绪。
“陈鲁豫、朱雷!”
一听到我的名字，我蹭一下就站了起来。老公紧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三步并两步几乎是蹿到了工作人员面前。
长条办公桌前并排摆着4把椅子，我俩和嘉耀夫妇小心坐下。工作人员先收走我们的证件，大概是拿去影印，然后把结婚证书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与其说是结婚证书，不如叫结婚纸更贴切，因为那庄严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张纸，和A4复印纸大小一样，上面有香港特区政府标志图案的水印，结婚证书里的内容十分简单，只列出了我俩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和双方父母的姓名。在证书的最下端，分别有中英文两行小字。中文言简意赅：结婚人和证婚人。英文版则在简洁中透出了神圣：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and×××, in the presence of××and×××。直译成中文就是：××和×××是在××和×××的见证下庄严成婚的。
我们4个人依次用婚姻登记处提供的黑色圆珠笔签下了名字。
“好，请你们稍等，登记官马上会为你们完婚。”说这话时工作人员脸上满是由衷的微笑，但她的目光在我们4个人的脸上移来移去，好像不知冲谁笑最合适。显然，她没搞清楚到底谁是新郎新娘。因为嘉耀和镜头上一样西服笔挺，而晓文穿着皮夹克，系着围巾，和我一样的随意。也难怪别人分不清到底是谁结婚。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就被工作人员领进了大厅旁边的一个小礼堂。
礼堂陈设简单：一张长桌，周围5把椅子，想必是给新郎新娘、证婚人以及登记官坐的。果然，我们4个人被安排在桌旁坐下，我和老公一边，嘉耀、晓文另一边，空出的主座自然是给登记官的。礼堂另一侧是观礼席，大概能坐50人。可惜，今天一个观众都没有。
前一天晚上，我和老公给各自父母打了电话。我的电话很简单：“爸，明天我和朱雷就去登记了。”
“好。”爸打电话和拍电报一样简短。
放下电话，我呆坐了半天。我知道爸心里也许有很多话想说，可当着我的面，他什么也不会说。我也是一样。
我又看了看那空着的50张椅子，心里倒并不遗憾。爸妈知道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礼堂一边的小门被打开了，刚才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我们的证件放在桌上。我看到自己的身份证搁在最上面，伸手就去拿，被工作人员和蔼但坚决地制止了：“现在还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晓文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心里直埋怨自己，都做了新娘的人了，举手投足一点都不娴静。
“两位新人请熟悉一下宣誓词吧。”工作人员用手指了指桌面上镶嵌的一块铜牌，转身走了。
我又忘记了娴静，身体哗一下地扑上去，脑袋几乎贴在铜牌上，好奇地边看边念出了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新人名字)和你(新人名字)结为合法夫妻。”念完我又哗地转头看着老公：“等一下你可千万不能把新人名字这几个字也念出来啊!”
“那，”他刚要说话，被我慌忙挥手打断，因为，登记官进场了。
她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女性，中等身材，留着陈方安生式的头发，一套淡粉色西服套裙剪裁合体，面料、款式一看就知道是Chanel，颈间还有一串白色珍珠项链，从头到脚的打扮一丝不苟且不张扬。
“啊，你是陈，我常看你的节目，很高兴能主持你的婚礼。”她客气地说着国语。
我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观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登记官抬眼看了看那空无一人的几十把椅子，神情中掠过一丝诧异。我想她从没见过只有5个人的婚礼。
老公先宣誓。
他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就紧张得不行，他可从来没当着这么多的人(4个人)发过言啊。
他好像挺镇定，声调平稳，吐字清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和你结为合法夫妻。”
我低着头，拼命忍住笑。这个老公，我不让他说“新人名字”这4个字，他倒好，干脆谁的名字都不说。这还行，这不是钻法律的空子吗。
“朱先生，你要说出你和陈的名字。”
我咬着嘴唇，抬头看老公。他还好，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该不会是太紧张，忘了我们的名字了吧?
再看对面的嘉耀和晓文，两个人脸都憋得通红，还是死扛着不笑出声来。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老公旁若无人地念第二遍宣誓词，“我!”他停顿了一下，我在嗓子眼里小声咕哝了一句“朱雷”，也不知他听没听见，反正，他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朱雷，和你……”我又紧张地屏住呼吸，还好，毕竟刚才练了一遍，他熟练多了：“陈鲁豫结为夫妻。”（来源／央视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