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2009年6月30日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