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男子是否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吗?

二、所有的继承人不分男女，一律平等地享有继承权，如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这里的“一般”是指有特殊困难、无生活来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多分和有能力不尽扶养、赡养义务的继承人不分或少分的以外的继承人，应当均等;

　　三、代位继承的转继承男女平等。儿子先于父亲死亡，孙子女可代替父亲继承祖父母的遗产，女儿先于父亲去世，外孙子女可以代替母亲继承外祖父母的遗产。

　　《继承法》的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所有继承人无论男女均有平等地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一、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它的产生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和标志
　　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专以妇女为保护对象，主要从保障妇女权利的角度来调整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在法律中有了关于妇女权利义务的规定就产生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它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产生的。在歧视女性、以男女完全不平等为重要特征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在其法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妇女的权利或义务问题，但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是从维护当时的伦理纲常和统治秩序出发的，而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如何保护妇女的权益方面。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法律只是维护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家族统治的工具，是压迫、奴役妇女的枷锁，当然谈不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更是不可能产生。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并没有使妇女获得解放，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有关歧视妇女的规定仍充斥在各种法律之中，例如《法国民法典》，该法典一方面确立了天赋人权原则，规定了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却明确规定妇女不能享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而是具有与未成年人、罪犯、精神病人一样的法律地位。这一阶段也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迫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客观形势，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立法上逐步删除有关歧视女性的规定，并不断创制新的法律以保护妇女的某方面的权益，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协调男女两性社会关系、保护女性权益，反对性别歧视的专门性法律。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工作也日益关注，颁发了不少确认和保护妇女人权的宣言和公约，这些宣言、公约对推动各国制定保护妇女的专门法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挪威的《男女平等地位法》、英国的《反对性别歧视法》、瑞典的《男女机会均等法》、芬兰的《男女平等法》，朝鲜的《男女平等权利法》，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妇女权益保障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妇女立法工作从建国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一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妇女立法;一个是改革开放至今的妇女立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免受歧视，不仅完全否定和彻底废除了旧中国遗留的那些歧视、压迫、残害广大妇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而且还及时地颁布了体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新法律。从1949年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再到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它们之间虽因制定时的历史条件各异而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在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时期的妇女立法，虽然促使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其自身而言还不够系统，在立法机制和执法机制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并且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民主和法制遭受破坏和践踏，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妇女立法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众多法律中，都在自己调整的领域赋予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特别是1982年颁布的宪法，再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妇女与男子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而且强调了对妇女权益实行特殊保护。
　　为了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同时也为了履行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义务，我国于1992年制定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各项权益的全面确认，通过规定一些协调性、补充性、程序性、制裁性的条款，使之成为—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它的颁布、实施，不仅是广大妇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是我国数十年妇女运动经验的光辉总结，而且是今后妇女事业发展的宏伟纲领。这部法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这次修改通过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明确了执法主体和政府责任，规范了妇联职责，对妇女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做了更有针对性保护，进一步强化了法律责任，从而使妇女权益保障法更加突出了“明确权利，重在保障”、“既有系统性，又有针对性”、“立足现实，兼顾必要和可能”的特点，使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更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和修改，开启了我国妇女人权法律保障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保障妇女人权，促进男女平等，不仅是妇女群体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不仅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权事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四、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体现先进性别文化的法律
　　文化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包括法律的基础。任何法律都是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法律的生命也深藏于文化之中。文化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法律的运行也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调整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它的修改是以先进性别文化为基础的。所谓先进性别文化指的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性别平等、公正、和谐发展的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男女平等，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先进的性别文化提倡相互尊重、良性互动、和谐相处的性别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先进性别文化之间在目标、核心价值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首先，由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性别文化的全面体现;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所确立的男女平等、非歧视、对妇女权益特殊保护等基本原则，既是先进性别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先进性别文化的集中体现;再次，妇女权益保障法所保障的妇女与男子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各方面享有的平等权利，则更加具体地体现了先进性别文化的要求。同时，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对先进性别文化内涵和价值的确认和保障、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了先进性别文化。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不仅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而且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最关键的是要看它能不能为社会文化所接受，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先进性别文化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和社会发展所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充分认识到建设和倡导平等、和谐、文明的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意义，使社会主流的性别文化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否则，在一个男女不平等、女性形象被商品化、女性被性符号化、女性的身体价值观被扭曲、两性关系被庸俗化的文化氛围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就会在这种落后的文化中被淹没、失效，从而绝难落到实处。因此，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过程中，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倡导平等和谐的先进性别文化，彻底消除贬低女性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侵犯妇女平等权利、限制妇女平等机会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阻力。[4]
　　综上所述，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专以妇女为保护对象，主要从保障妇女权利的角度来调整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法律，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它的产生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和标志;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法，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从人权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保障妇女人权的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体现先进性别文化的法律;这部法律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妇女人权、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文明进步，随着人们对这部法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其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对进一步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和男女两性全面协调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