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赤身上街求助 深圳闹市上演“裸体讨薪”

　　农民工一脱再脱 羞辱了谁

　　在赤裸裸的生存现实面前，或许尊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发生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和深圳市的两幕场景凄凉又可悲：11月27日，一户农民工家庭因为拿不出治疗费，四口人裸体走上街头；不久，3个农民工在闹市上演了“裸体讨薪”。

　　有人说，这是2011年最震撼的画面，也有人直斥他们以裸体示人太“失节”。

　　但更多人说，“‘失节’的可能是他们，但蒙羞的是整个社会。” 据《中国青年报》

　　有着3个孩子的一对夫妻，想将生病的孩子接出医院，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的1500元治疗费。

　　除了裸体游街 别无选择

　　脱光衣服求助的农民工家庭来自河南舞阳，以捡废品为生。

　　丈夫今年50岁，妻子今年37岁。两人养育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刚刚出生两个月，还在当地妇幼保健院住院接受治疗。

　　正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小生命，将整个家庭拖入绝境。11月27日，他们想将孩子接出医院，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的1500元治疗费。

　　对许多人来说，1500元只接近于一顿聚餐、一件大衣，或是一双球鞋。而对这对农民工夫妇来说，想获得1500元，除了裸体游街，他们再找不出别的选择了。

　　他们昂着头，紧紧攥住被晒得黝黑、只有半人高孩子的小手，穿过安静的居民区，又经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一位路过的摩的司机，不停地骂这对夫妻：“不应该带这么小的女儿，会影响小孩的。”

　　但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见也看不见，直至民警将他们接到车上。

　　当众脱下衣服时，已经没人能挽救他们的尊严了。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当地妇幼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儿子。

　　“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过年没法回家。”

　　“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

　　“裸体讨薪”事件的主角，是54岁的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他已经在深圳生活了21年。

　　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他和13个同乡加入深圳一栋27层大厦的外墙翻新工程。他说，工程公司和工头拖欠他们共21万元，可工程公司却坚持说全部款项已经付清。

　　“我简直走投无路了。”老韩说。11月末的一天，他找了张旧纸板，请人用黑笔重重地写下：“要不到(工钱)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

　　他举着牌子在马路边站着。一个梳辫子的男人指点他，“你这样没用，要找个人，把他衣服脱了，上街去。”

　　于是，从站在街边举着牌子等待打零工的农民工里，韩文德挑选了一个重庆男人，约好只要在街上站10分钟，就付给对方150元。

　　接着，老韩要求重庆男人脱掉衣服。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给我加50元。”

　　于是，在韩文德付出200元“买”来的时间里，重庆男人脚踩解放鞋，穿着一条贴身短裤，戴上一张写着“黑心老板”的纸壳面具。韩文德和另一个工友，分别站在两侧牵着他。

　　那一刻，自己的尊严已经不再重要了。韩文德只想着，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过年没法回家。

　　有人问他，难道你不怕丢面子？他说：“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

　　走了几十米后，由于围观者太多，“裸体讨薪”的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调查称： 农民的尊严感持续降低

　　农民工抛弃尊严寻求帮助，刺痛了整个社会的神经。而关于“尊严”的话题，已经进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者的视野。

　　今年11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农民眼中的尊严”正是其中一章。

　　这项调查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270个村庄和4794户农户。调查表明，农民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感觉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

　　因为有知识、有信息，又比较敏感，会把自己和城里人作比较，调查结论表明，年轻人的尊严感明显低于年长者。

　　这项调查还写道，农民的尊严感有可能持续下降：“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会出现下滑势头。”

　　专家说： 农民工尊严和欠薪相关

　　如何挽救农民和农民工的尊严？

　　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农民工尊严都和欠薪相关。因此，要想提高农民工的尊严，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使他们的劳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否则，“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最终成为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

　　温铁军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乡村实验。按照“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批租给乡镇，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

　　在温铁军看来，“城市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体表达高度分散。只有保护财产权益，才会有尊严。”温铁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