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是州里的理科状元，却选择远赴重庆攻读法律专业。 他曾经能留在昆明工作，却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检察官。 他连年创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公诉处办案数量最多，承办疑难案件、复杂案件最多的纪录。 他的名字叫余勇，是2011年的“云南省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公平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哪怕是即将赴死的犯人 “感谢检察官让我体会到法律的公正。” 对余勇说出这话的人，不是通常意义上被检察官维护了正当权益的受害人，而是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重刑犯。 公安机关抓获一贩毒人员，在称量随身携带的毒品时，没有拆除毒品的外包装。 开庭时，他发现了这个问题。 毒品数量足够大，以至于是否除掉包装，对定罪量刑没有实质性改变。但他选择让警察当着犯罪嫌疑人的面，把外包装拆掉，重新称量净重。 最终，毒品实际重量从700多克减到600多克。这个重量仍足以让这名姓蒋的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 几个月后，执行死刑现场，当犯人被询问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时候，犯人说了开头这句话。 “一个将死之人，在临死前，说出这句话，对我此后的办案影响很深。”在现场监督执法的余勇说。 余勇认为，司法究其本质，就是公平。公平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公平不分原告被告，不分性别年龄，不分大案小案。 用心用情交流，法律文书不再是冷冰冰的文来文往 余勇的案头，摆着一份递交给公安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 与格式化的法律文书不同，这个提纲的结尾端正地写着“此致敬礼”四个字。 “警方调查取证非常艰辛，发现他们侦查中的遗漏，我会用谦逊尊重的方式提出。”他说。 熟悉他的人说，每一份针对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上，他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上这四个字。 “我希望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看到的是份有感情的函件，而不是冷冰冰的文书。” 这样的努力取得了效果。有一次，公安机关交到他手中的《补充侦查报告》，也整齐落款“此致敬礼”。 文山州检察院检察长周和玉说，与公安机关一样，对被告人，受害方，审判机关以及诉讼代理人，他都尝试用心交流。 对待被告人，他喜欢拉拉家常，谈谈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谈谈犯罪的恶性和可能从轻减轻的情节;对待受害方，他感同身受，努力安抚，竭力帮助争取合法权益，对不合法不合理的诉求晓之以理;对待审判机关，他将案件的证据审查和起诉工作做到详实充分，用缜密的证据链呈现给法官;对待诉讼代理人，他听取意见，查缺补漏，努力完善诉讼证据…… 他说，用心用情与人打交道，践行法律的过程不再冷冰冰。 将法律的正义带到村村寨寨 文山州95%是山区，多年前，一些县城二级路都不通;这些年，一些村寨路况仍较差。 作为公诉处负责人，余勇将全州10个办案点分成三条线，自己选择最难走的一条线。由于办案经费紧张，他和同事们常常带着卷宗坐长途客车挨个跑，一出差就是两三个星期，白天提讯、出庭，晚上住在18元一夜的小旅馆中看卷宗。 为了复核现场，他有时候只带一包饼干一瓶水，顶着烈日翻山越岭五六个小时。有一次，为了核实一个杀人案的细节，他天不亮就起床，打着手电筒，高一脚低一脚，赶在天亮农民下地前到达村中了解情况。 就这样，他用双脚一步一步将法律的正义带到苗乡壮岭、村村寨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不善表达，说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在他之前，全州检察机关本科毕业生很少，当时他是为数不多的法学名校‘科班出身’的检察官。”周和玉说，受自然环境和道路交通的限制，文山州检察官办案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代价，收入却不高，许多基层检察院缺编严重，却招不到人、留不住人。 1998年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余勇放弃在昆明的就业机会，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检察官。这一干，就干了13年。 36岁的余勇说，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职业，也愿意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步扎实工作，默默无闻地维护法律的权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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