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婚姻家庭律师之通奸与精神上之损害贻偿（4）

作者:沈辉 时间:2012-04-03 查看(2) 评论(0)

四川婚姻家庭律师之通奸与精神上之损害贻偿（4） 康德的婚姻理论与通奸当事人之责任
　　通奸是两个人合作始能完成之行为，因此，若配偶之一方因通奸而受有精神上之损害时，相奸人与通好配偶均应负赔偿责任。惟相奸人与通奸配偶之地位毕竟不同，因此关于其所负责任之性质，是否同一，不无检讨之余地。学说与判例采肯定说者，亦少有分别讨论相好人与通奸配偶关于损害赔偿责任之性质。欲究明相好人与通奸配偶之责任，则须知悉夫妻相互间之权利义务，而此又须先了解婚姻之本质。本文将以颇具近代化的康德婚姻理论为基础，逐步论及相奸人与通奸配偶之责任。
　　1．首先康德将婚姻下了定义，谓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夫妻相互以对方为物而加以占有，并以对方为人格而加以使用。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所谓“对物的对人权”是对物权与对人权的统一形态。其所谓之“对物权”是得以对抗天下万人之绝对的、观念的权利，亦即近似于物权。其所谓之“对人权”是对于作为自由意思主体的法人格者的请求权，亦即近似于债权。详言之，其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互相以对方为物及人格的结合；而基于婚姻，互相对于他方拥有两种权利，交通事故。一是对人权；一是对物权。而发生此两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之大原则。婚姻为人格主体间之契约，透过此契约，人格主体在性方面互相有权请求对方履行某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再透过此权利而对于他方之肉体加以占有、使用。夫妻之对人权，具有债权之性质，再具体言之，夫妻之对人权为请求对方提供肉体之权利。夫妻之对物权，具有物权之性质，亦即夫妻相互具有物权的支配关系。夫妻立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着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之大原则。
　　康德的婚姻理论，明白说明了近代一夫一美制的本质，同时将近代市民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与所有权不可侵——导人了婚姻关系，确实有其独到之见解。基于此见解，日本学者有谓一夫一妻制是近代婚姻本质的法的表现，与所有权之本质为同一基调。
　　2．基于康德之婚姻理论可知，夫妻相互拥有排他的、独占的配偶权，与有配偶之人通奸，就是侵害被害配偶之排他的、独占的、配偶权。判例强调通好系悻于善良风俗之行为，加上有加害之故意，而具有强烈之违法性，故认为被害配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损害赔偿。此种见解，固无不可，但若能将通奸解为系侵害被害配偶之配偶权，或较能保护被害之配偶。陕西晚婚婚假多少天。如前所述，既是权利之侵害，则不必限于故意，即有过失，相奸人亦应负赔偿责任。http://www.5law.cn/info/a/minshang/jiaotong/2012/0118/117557.html。此时，被害配偶请求相奸人赔偿损害所依据的，不是第184条第1项后段之规定，而是同条项前段之规定。如此解释，也更能符合近代一夫一妻制之本质，而且贯彻了市民社会所树立之所有权不可侵之大原则。
　　惟有问题的是，被害配偶可否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此又涉及第18条第2项、第184条、第195条第三者之关系。关于此点，通说之见解认为，第184条第1项之权利包括人格权，但仅止于财产上之损害始可请求，而第18条第2项之所谓特别规定包括第184条。一般而言，人格权之受侵害，所发生财产上之损害不多，若依通说，则对于精神上受到侵害之被害人而言，实有欠公平。为了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填补其所受之损害，应给予精神上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此，“最高法院”乃创设一基本原则，使被害配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对相奸人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从法条之文义观之，第184条之损害赔偿，既未明定为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则解为包括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似无木可。若依通说，http://www.5law.cn/info/a/minshang/jiaotong/2012/0118/116222.html。第184条为第18条第2项之特别规定，则第184条更应包括精神上之损害赔偿。如此解释，则不仅第195条第1项后段为注意的规定，即同条项前段规定，亦不过为例示的、注意的规定而已。确实此在理论上，难免令人有突然飞跃之感，而且根本改变现行损害赔偿法之基本体制，在法学方法论上，极为不妥。但，今日“最高法院”乃基于现行‘损害赔偿法”本身之缺陷，以致无法保护被害人之权利，因此才以解释的方法来填补此缺陷，虽然在理论上，多少有勉强之处，但亦为不得已之事。况且，外国立法例已渐走向扩大人格权范围的趋势，在台湾地区立法论上亦有修正第18条第2项为概括规定之主张，鉴于此，配合将来立法趋势之发展而为解释，亦可符合时代之潮流。
　　3．夫妻因婚姻契约之成立，而负有种种之义务，而这些义务之履行构成婚姻契约之实质内容，如互负扶养义务、婚姻生活费用负担义务或同居义务，而违反这些义务将构成恶意遗弃而为离婚之原因（1932年上字第259号、1933年上字第92对号、1931年上字第1569号。1933年上字第636号、1940年上字第254号人从“纯
　　契约”之观点来看，违反了这些婚姻契约义务乃为“债务不履行”，而为“契约终止”之原因。依康德之理论，夫妻相互有请求对方提供肉体之权利，而对他方有排他的。独占的支配权。从夫妻之义务面来观之，夫妻因婚姻契约之成立，在性方面，有作为与不作为之义务。具体言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为义务为对于他方提供肉体之义务，若拒绝提供，则属债务不履行。不作为义务为夫妻双方之守贞义务，即不为
　　通奸行为之义务，此不作为义务亦为给付内容之一，若违反此义务而为通好行为，亦为债务不履行。但配偶之通好行为不仅为单纯之债务不履行，正如判例之所谓：“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因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由此可知，配偶之一方违反婚姻契约义务时，不仅构成债务不履行，若同时侵害到他方配偶之权利或法益时，不妨成立侵权行为。惟依“最高法院”判例认为当事人间有契约关系之连系时，侵权行为即不能成立（193年上字第1311号、1971年台上字第1611号、1972年台上字第200号）。依此见解，配偶间有婚姻契约关系之存在，配偶之一方与配偶以外之人通奸时，纵然扰乱他方配偶精神之安定，破坏家庭生活之和平，具有相当之违法性，亦仅是婚姻契约义务之违反，而无侵权行为成立之余地。如此，在债务不履行不能请求精神上损害赔偿之情况下，出现不合理之现象。亦即本来被害配偶可依侵权行为规定，请求赔偿，如今，因侵权行为被视为债务不履行之特别形态，依特别法优先普通法之原则，排除侵权行为之适用，使得被害配偶无法请求损害赔偿，此对于受有精神上损害之被害配偶而言，似乎过于苛酷。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或许早已洞察此一不合理，故谓违反婚姻契约之义务，系侵害他方之权利。判例虽未论及债务不履行，实则因于现行法下，债务不履行不生精神上损害赔偿之故。由此判例之内容观之，表面上，无请求权竞合之情形，但实质上，已否定了“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间有契约关系存在时，不成立侵权行为之见
　　解，承认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行为有请求权竟合之可能，而为1974年台上字第1988号判决立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