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诉讼中的血缘鉴定之强制性

　　内容提要: 在亲子关系纷争中，以血缘亲子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为其主要争点，而这种真实性的确认通常需借助于血型或DNA等血缘鉴定等科学方式。然而，血缘鉴定需要相关当事人配合以提供血液或毛发等为科学鉴定之样本，如此就牵涉到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血统真实主义、裁判公正需要等价值权衡下的选择、取舍。参仿国外并立足国情，以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为根本，适应诉讼上的真实发现与裁判公正之需要，对血缘鉴定于具体个案实践中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两方面结合为考量，可以采用强度程度不一、具体方式多样对血缘鉴定对执行以灵活处理。

　　一、问题之提出

　　2003年6月22日，赵某之父(下称赵父)偶然间听到妻子沈某与原来邻居刘某的通话，方知自己养育了16年的女儿赵某，竟然是刘某的亲生女儿。2004年1月4日，赵父委托重庆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就自身与赵某之间是否存在亲子血缘关系进行鉴定。结论：赵某与赵父之间不是亲生父女，没有亲子血缘关系。此时，妻子沈某也如实以告：赵某确非丈夫亲生，而是其与刘某之女。同年，赵父以沈某、刘某为被告，赵某为第三人，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沈某与刘某和赵某间系属父母子女关系，并要求给付赵某抚养费、精神损害赔偿等费用，一审法院以确认之诉支持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后刘某提请上诉，二审法院认定是侵权诉讼，终审判决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而驳回确认请求。

　　2006年1月，赵某又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与刘某的亲生父女关系。审理过程中，赵某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刘某提供血液或毛发等基因样本，通过DNA来确认二人的亲子关系，但遭刘某拒绝。一审法院由此作出推定：刘某系赵某的生身父亲，二者存在亲子关系。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9月，二审法院最终作出如下处理：依赵某所列证据，还不足以适用类推原则—缺乏“推断的基础事实及其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逻辑关系的证据”，因此不能作出刘某与赵某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推定;同时，由于法院也不能强制采取刘某血样或毛发等基因样本而作血缘鉴定，判决驳回回赵某的诉讼请求。[1]

　　在本案的二审法槌落敲之前，就已经引发了民众的议论、广大媒体的关注，以及实务与学界的争鸣。[2]不管是媒体聚焦，还是学者己见各抒，其焦点莫过是对“法院能否以强制方式执行亲子鉴定”的追问—在亲子关系诉讼中，是否都必需以科学的血缘鉴定为定论依据?如为必需，又当如何进行?尤其是在相关当事人不予配合的情状下，法院能否以直接的物理性强制方式进行鉴定?如非为必需，法院又在怎样的情况下以推定判处?为求问题答案，查阅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援引国外相关法条与实务案例为参考，惟略有心得以佐他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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