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地位正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男人希望她们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 有一位日伪“双料”女特务柳妮娜，她就是波浪型发型（资料图）

中国式婚姻：

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离婚

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

八九十年代：金钱左右。上至各地诸侯，下至小老百姓，开口下海闭口经商和赚钱。“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男性也需要解放

她们只想享受“平等”带来的权利，而拒绝一切义务

内文导读：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赵晓（更多人物报道请阅读即将出版的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羡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经济大权；享受着男人的宠爱和关怀；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切，在事事讲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正呈现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存的复杂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还好，历史总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子和民族精英致力于对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们强调婚姻应该自由，包括离婚和结婚都应该自由，经过努力，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了。登报离婚、自由恋爱成为风靡一时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处的。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那个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这时的婚姻很多没有爱情的基础，要么是一种生存的简单联合，要么是一种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乡的知青屈从于当地的当权者，返城后为了生存又勉强组成家庭，这些跟感情没多大关系，都只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纷纷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后，过去的妻子想找他复婚，孩子也来套近乎，他坚决不理睬，说：不外乎看到我的补发工资嘛。政治运动对亲情的泯灭和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此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享有“半边天”的光荣，有了劳动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有了妇联的保护，有了国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权，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权利的此次跃升，更多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总体改善的副产品，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块——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爱情的条件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则更多地受金钱左右。上至各地诸侯，下至小老百姓，开口下海闭口经商和赚钱。此时的婚姻也就很数字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决定爱情指数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这一年代的经典流行语，长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多金的所谓“钻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场娇纵得不可一世。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开始水涨船高，希望她们挣钱自立；希望她们不要与自己争饭碗，起码不能比自己强；希望她们是母亲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医生；希望她们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女人走出家庭、踏足男权社会一展身手还不足100年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叫停了，要让“女性回家”。

方方面面的围追堵截，让中国女性地位面临着五四以来最为严酷的考验，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男人也需要解放

我见到的很多女性，包括很多事业有成、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压根就没有想追求真正的平等，她们只想享受“平等”带来的权利，而拒绝一切义务。

另一方面，今天，很多女性在经济上已经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了，但她们的精神并没有真正地自立起来。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强烈暗示和催眠，她们恨嫁、哀叹命运的不公、为某人的一个眼神而彻夜难眠。符合她们要求的男人多半已经名花有主，“情人”于是成了某些女性苦涩又难以摆脱的身份。

与她相识的人如果达不到她的心灵高度，看她就只能仰视，仰望她的人自然很难在精神上让她感到满意。而事实上，即使她们愿意，那些不如她们的男人也大抵不敢高攀。

在这种困境中，许多女性开始怀疑自我奋斗的价值，你看婚育证明。认为是条件太高制约了自己的选择，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行文至此，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当她原谅了丈夫的风流韵事时，全世界都认为她是在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委曲求全。但站在希拉里的立场上，我却似乎能理解这位伟大女性的别样情怀：

作为才华卓越的女人，希拉里一定有“高处不胜寒”的苦涩。因为只有克林顿是真正懂得她、欣赏她的人，这样的理解和欣赏，是别的男人不能给她的，与心灵上的心心相印相比，外遇显然是一个次一等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一提另一个出色的男人：彭蒂?阿拉亚尔维，芬兰总统哈洛宁的丈夫。这个男人当年和哈洛宁一样是低等秘书，15年后，他的职位不变，同居女友却已是国家元首。

但从未听过这个男人有什么不安和自卑，也不见芬兰人嘲笑他“吃软饭”。想象一下，类似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怎样？

一段有尊严、有质量的男女关系，是要靠两个能对自己负责的公民来维系的。当我们指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世故时，男人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心里还有或多或少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还在把女人当成宠物来养而不是当作人来尊重时，女性的物化就是必然的。

宠而不爱，是对女性最大的蔑视。

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男人向下择偶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女性怀疑自己能力的前提。人是环境的动物， 当自信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时，转变观念就指日可待。

德国美女对女权说不

女性真的应该“抛弃所谓女性解放的时髦理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母亲”吗？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亚思明 发自德国

反对女权主义的风潮正在德国兴起。

这源于两本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一本是去年9月出版的《伊娃原则》，该书6个月内售出10万册，引发了全德国争议。另一本,是作者从5000多封读者来信中精挑140封而汇成的新书《亲爱的伊娃·赫尔曼——给作者的信》。这本书刚于3月中旬上市。据说，封来信中95%持肯定态度。

伊娃是谁？这要从一年前说起。

2006年5月，德国《西塞罗》杂志发表了德国电视一台女主播伊娃·赫尔曼（Eva Herman）的署名文章，标题是：《妇女解放，一场误会》按照她的描述，她心目中德国新女性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乖巧、漂亮，系着围裙，一手拿锅铲，一手抱孩子。一言以概之，“女性应该抛弃所谓女性解放的时髦理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母亲”。

伊娃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女权分子的激烈反对。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尔（Alice Schwarzer）就在报章撰文，力斥伊娃的观点是“纳粹时代”的“母亲十字勋章”、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不过，这段前戏还只是抛砖引玉的新片预告。去年9月，伊娃·赫尔曼进一步推出自己的新书《伊娃原则》。在这本书里，赫尔曼呼吁德国女性回归“温暖的巢穴”，回到“无情世界里的安全地带”。她说，唯有如此才符合“自然法则”。

按照这一“自然法则”，女人应该谦逊恭顺，放弃与男人在职场上的争斗，多多生儿育女，一心相夫教子；男人不必自己煮面条或者换尿片，而应该一展雄性英姿，为妻儿张开宽阔而坚实的臂膀。她认为，如果女人顺应自然本性，不再中“女权主义”的毒，这个社会的男女老少便会重新安居乐业。

此书一出，举国哗然。媒体和民众纷纷展开讨论。著名的《图片报》大加嘲讽；《缤纷》惶恐；《星期日图片报》赞赏地称“这是女人不愿正视的一个秘密真理”；《时代周报》则呼唤“新女权主义”。一时之间，女性该不该回归家庭、放弃职业妇女的追求，成为引起德国人普遍关注的大众话题。

《伊娃原则》的作者——伊娃·赫尔曼，也一举成为焦点人物。

伊娃，旅馆老板夫妇的女儿，1958年出生于德国埃姆登市，早年丧父。少女时期的梦想是当记者，后来奉母之令学习酒店管理。即便是在酒店业，争强好胜的赫尔曼也力争做到了主管级别。

历经一番辗转后，伊娃开始萌发自我意识，去了电台实习，接受记者及职业播音员培训，并开始成为广播和电视节目的主持人。1989年，她入主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节目。自1997年起，她联手蒂杰恩主持双人脱口秀节目“Herman & Tietjen”，并共同发行过唱片。自2000年开始，她主持电视猜谜节目“谁是目击者？”

此外，她的个人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想知道最新婚姻法全文,该解释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为德国奥图服装邮购公司（OTTO）设计过时装；写过小说；结过四次婚；同第三任丈夫育有一个八岁大的儿子。

在此之前，这位“每日新闻”的美女主播是靠她的招牌微笑深得人心，但“她所说的都是别人所写的”，直到她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早在她写文章、出书之前，伊娃的“新女性”观点已在她的小说里有迹可寻。例如，她的一本名为《然后你来了》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一种伟大的、回归女性的幸福暖流，温暖了我的全身，我握着他的手，轻声地说‘谢谢’。”随后，女主人公来到了一个新的宇宙，变成了一束耀眼而炽热的光。

回归传统女性，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赫尔曼也不是第一个打破禁忌之人。《法兰克福汇报》文学版主编弗兰克·施尔玛赫（Frank Schirrmacher）、默克尔政府顾问保罗·基尔希霍夫（Paul Kirchhof）都曾抱怨过世界的冷漠、全球化、恐怖活动此起彼伏，德国社会道德沦丧、家庭解体、生育率降低。现在，赫尔曼携新书闪亮登场。

目前，赫尔曼已放弃了她的新闻主播工作，穿梭于各档脱口秀节目之中，宣传新书，接受记者采访，讲述她的三次失败婚姻：第一任丈夫是汽车销售商，“那时我太年轻”；第二个是记者，“他丧失了热情”；然后又是一个记者，“他抛弃了我们母子”；三度情感触礁之后，赫尔曼陷入了低谷，并发誓“我再也不会结婚。因为我不必再去拴住一个男人”。不久，她又遇到了第四号， “我恋爱了”，随后又移情于一位百万富翁，“他很迷人，知道他要什么”，但最终她又重返第四号的怀抱，并且嫁给了他——一位汉堡的酒店老板。

在同行眼中，她是一个喜欢摩托和快车的女人，私人场合着装大胆，容易激动，经常变换服装风格，但工作起来一丝不苟，曾被观众评为“最受人喜爱的女播音员”。

人们从未想到，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职业美女居然会成为苦口婆心的传教士。她说，她认识“无数多”的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夹缝中磨损着自己。但她没有呼吁社会减轻女人肩上的重任，而是呼吁女人自己要“放下武器”。

在德国新闻界，对伊娃提出的最大疑问是：赫尔曼女士，如果“简单生活”真是您的最大心愿，您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呢？

“很多事情我认识得太晚。人不可能一夜间就修正自己的生活轨迹。”赫尔曼早已习惯了记者的发难。她说，60%的记者都没有孩子，他们不可能理解一位母亲的感受。“每当我走出枪林弹雨的脱口秀演播室，满腹委屈时，总能在电脑里发现许多热情洋溢的读者邮件。”“我知道，我必须坚持下去。”

签名售书、频频出镜，忍受非议。也许，这正是她“传道士”工作的悖论所在——她的事业，在宣布事业中止时开始。

女性四人谈

■实习记者 周璇 采访整理

曾维琴 32岁，全职太太，居住地：深圳

辞职在家主要还是为了带孩子。也回去工作过，把孩子送全托，结果老生病，我就想我挣那点钱干吗？孩子瘦成那样真是心疼，而且老公收入也不错，就彻底做主妇了。

早上我7点起床，服侍老公孩子上班上学，白天在家收拾屋子，上上网，看看杂志，约教练学驾驶，生活很充实的。尤其周末，又要陪孩子又要煮饭，还常觉得忙不过来。

偶尔也会蹦出回去上班的念头，毕竟出去工作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受人尊重。而在家里打扫卫生时还化妆的话，就感觉很奇怪了。不过心血来潮的话，我也会带上耳环呀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做黄脸婆也要做漂亮的黄脸婆嘛。（笑）

同学聚会，看到其他人事业有成，我倒不觉得有心理落差。很多人把孩子交给父母带，孩子怎么长大的他们都不知道，而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今天会画圆了，明天会画树叶了……每一点进步都让我无比惊喜，非常有成就感。我这人个性积极，我觉得我有能力，将来孩子大了不需要我整天在身边了，我随时可以回去上班。

罗拉拉 38岁，编辑，居住地：南京

我尝试过不工作，一个星期整天呆在家里，非常恐慌。

我也希望能回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阅读，写点小说，但我不能不考虑到生活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没有钱，这些都保证不了。其实，要专心在家做贤妻良母也是要有基础的，我工作了这么多年都仍然不能够做到。

我去过德国，很男性化的国家，女性个个独立能干，非常硬朗，女权主义也走得比较超前。朋友给我讲过个例子，有个德国男人找了个女朋友，是个上海姑娘，他们和其他朋友一起去爬山，上海女朋友嫌累，有点娇嗲地叫男朋友给她提包，德国男人事后就非常不高兴，觉得女朋友让他在众人前很丢面子。这可能也反映出德国女人特别强悍的一面。不过伊娃那样的提法有点矫枉过正，号召成为一种现实还不太可能。

小莞 26岁，外企白领，居住地：北京

我对目前的工作倒也没多强的事业心，做一份相对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工作，赚点糊口钱就好了。其实做家庭主妇不见得比在写字楼工作容易，做家庭主妇也是给家里省钱啊。像我周围差不多年龄的年轻夫妇，一般都会雇钟点工来干家务。当然做家庭主妇，也得夫妻双方都达成共识，男主外女主内，自己喜欢当，老公也尊重你，两个人都高兴才行。

我现在不做全职太太，一是刚结婚家里经济条件还不允许；二来也没孩子，家事还没繁琐到需要全职对付的程度。

要是我很有钱了，我就当家庭主妇！在家里做做家务，照顾丈夫，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有一天可以不用每天早上那么累地爬起来上班，而是呆家里当主妇，人生就圆满了。

于英红 28岁，研究人员，居住地：杭州

我不太能接受做全职太太这样的人生。我觉得女性只有工作才能实现完整的人生价值。如果整天在家里打扫卫生、服侍家人，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丈夫，这样的人生很被动，不够独立。过去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通过沙龙活动来展现高雅和魅力，但那毕竟只能体现社交能力。

朋友中倒有不少希望做全职太太，可我不行，要是不工作的话，脑子就会一团糨糊。现在我白天工作，晚上回家也烧饭做家务，但我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专家视角

学者薛涌：女性回家合乎理性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妇女纷纷出来工作，要与男人平等。在这场运动中打先锋的，是白人妇女。如今，白人妇女再开风气之先，开始重新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时家庭妇女属于文化不高的一族，如今的家庭妇女，则是文化优越的阶层，文化低的反而当不起。

那么，她们为什么受了那么好的教育后要回到家里呢？她们回家，不是回到厨房，而是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高学历完全派得上用场。看来，家庭主妇和私立学校一样，已经快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了。

白人妇女这样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我以为这不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一般在这种家庭中，男人挣六位数的年薪，当妻子的出去工作挣那点钱，显得意义不大。

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下一代的教育竞争太激烈，即使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母亲全职呆在家中，也得全力以赴地教子。而这最终会保证他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回报远远大于付出。

经济学家钟朋荣：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第一，在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两三亿，必然有两三亿劳动力回家待业的情况下，与其让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上岗，而另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回家，还不如让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这样，有限的就业机会在不同家庭中进行比较均匀的分配。

第二，比较均匀的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分配，不是说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人上班，而上班的又必须是男人，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个人回家，而回家的又必须是女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究竟谁留岗，谁回家，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一部分家庭女性留岗，男士回家；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下岗；也有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留岗。但是，通过政策引导，绝大部分家庭的情况应该是：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学者李小江：为何“妇女回家”的论调依旧？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依照一些人的私下说法，妇女解放像是有些过头，因此呼吁“妇女回家”，而且总是有些见地的男人在说话，他们认为：一则是为女人着想，双重负担太重，“回家”是缓解女性角色紧张的现成方式；二则出于为社会减轻就业负担考虑，在“下岗”已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回家”本身就像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不必多说，这样思考的主体仍然是男人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前者要女人重操侍奉男人的旧业；后者要女人腾出就业岗位，让社会仍然是男人的一统天下。批判已经多余，我只是想：怎么改革开放20年，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惟有“妇女回家”的论调依然如旧？

作家龙应台：真正的女性解放

真正的解放是女性知道自己的去向和潜能，而社会又允许她发挥她的去向和潜能。

如果一个女人的志向在于养小孩，而且社会也允许她专心地做个全职母亲，那就是解放了。如果一定要她去工作，反而不是解放。精力旺盛的女人，拼命工作，像热爱丈夫一样热爱工作，当然值得尊敬；小鸟依人的女人，百依百顺，渴望成为全职太太，不也令人羡慕？（实习记者 饶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