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历来有着不同角度的描述和定义，浪漫者称之为爱情的结晶，悲观者称之为爱情的坟墓，淳朴的百姓称之为“搭帮过日子”，经济学家称其为“最小的合伙制股份公司”。而在所有描述之中，唯有最后一种具有法律的严谨，也唯有在这个剔除了任何浪漫色彩的属性上，婚姻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

也就是说，《婚姻法》既不负责爱情在婚姻中延续，也不能保证婚姻生活之甜蜜，法律唯一能做的，是为婚姻双方婚后的“经营”行为，确立一个格式化的最低章程，在这个章程约束之下，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平等但最低限度的保障。

但此次对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之所以会造成如此之大的争论，还是在于解释涉及到了“小三”、“房子”等具体问题。有网友指出新修订的《婚姻法》像是一部“离婚法”：“房子要分清楚、债务要算清楚，就连养老金都要想到。太伤感情了。”有舆论指出，在司法解释将离婚的问题规定得如此清楚之后，离婚将变得更加容易，会推高离婚率。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完全不成立。首先司法解释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司法实践中关于婚姻家庭的问题，晚婚婚假几天。90%都是离婚问题，所以司法解释是有针对性的，而并非大家所理解的是在宣扬离婚。其次离婚所付出的感情成本应该是所有案件类型中最高的。因为即使法律将离婚事项规定得一清二楚，但这并有减少离婚的感情成本。老百姓不会因为财产可以分清了，就去离婚，这跟《破产法》并不会推高破产率是一个道理。高离婚率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与法律条文规定的多少无关。

离婚问题在现代以前一直就是各个文化和制度的争论焦点。例如在圣经中耶稣曾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并且，天主教会根本不承认离婚。直到新教的出现才认为婚姻并非圣礼，而应当受到理性的支配，婚姻世俗化、离婚权得到承认。1970年美国颁布的“婚姻法”直接将名称定为《结婚离婚法》，将离婚二字凸显，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婚姻法”演变为“结婚法”。

而在中国，1950年的社会主义《婚姻法》对离婚只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没有实体性规定，对于如何判决离婚没有明确规定。如有人提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所以对于离婚权的忽视甚至蔑视，是有一定基础的，并且从此次司法解释出台后舆论的哗然也能看出一二。

此次关于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大致相当于为婚姻这家“合伙制企业”，制定了一组破产清算时的一般条款。破产本身就是悲剧，残酷已经不可避免，“解释”只是试图保证悲剧中的某一方不被雪上加霜，事实上领结婚证需要什么手续。其实并没有额外制造更多的残酷。

“解释”唯一的残酷，在于它无情地提示所有准备进入婚姻的人们，为了将来破产清算时，能为自己争得比法律规定更多些的利益，或至少保住自己应得的合法利益，最好能在婚前就进行某些特别的约定。但其实这就是法律应该做的全部，它只负责守住底线。而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底线，就是无论在结婚时还是离婚时，双方的利益均不受损。婚姻。

目前国内外关于婚姻本质的理论主要有契约说、婚姻伦理说、身份关系说、制度说和信托关系说等等。然而在法律范畴内，婚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契约，认为婚姻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合意的结果，无合意即无婚姻；而且一旦依法缔结了婚姻，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权利义务，而西方国家也多在婚姻法中明文规定婚姻为契约。

此次出台的关于婚姻法的“解释”，充分尊重了双方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财产独立和经济自由权利，在更多的涉及财产问题上凸显了婚姻关系的契约化倾向。比如，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承认一方将个人所有房产赠予另一方，在权利转移前享有撤销权；承认夫妻之间的借款协议，等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随着现代法治和财产观念的普及，以夫妻财产共治、生儿育女、抚养后代为己任的传统模式不再是家庭的唯一形式，独生子女、AA制、“丁克”等家庭形式相继出现，因此，家庭财产关系调整、尊重夫妻的财产自治权势在必行。

此前中国的夫妻财产关系上，体现的是浓厚的身份观念。从缔结婚姻开始，即取得无偿占有、使用配偶财产的期待权。这种依赖于身份而产生的财产共有关系，必然导致缔结婚姻时更多地考虑配偶方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在财产分割时必然产生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矛盾。

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有。这是在私有财产概念模糊、缺乏法律保护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夫妻财产绝对“平等”，并不符合当下的情形。修改后的《婚姻法》确立了个人财产优先的理念，彰显婚姻的契约关系，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审视《婚姻法》司法解释其他条款，也都明晰地勾勒出婚姻当事人财产自治的图景。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重视契约精神，尊重当事人的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的颠覆。在一个回归现代法治和财产观念的时代，婚姻家庭财产观因之而变实属必然。总体上说，完善夫妻财产权立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财产自治权，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要离的，少了纠纷；想结的，动机单纯。就此而言，司法解释很好的强调了现代婚姻、财产以及法治观，并无太多可指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