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少数事业有成的富人、名人超生，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此，各地建议取消超生富人名人社会荣誉的呼声，此起彼伏。

富人名人超生，既要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还将会受到取消社会荣誉的惩罚。

富人名人“超生”挑战“一孩”政策。近年来，各地有关富人名人超生的报道屡见报端，富人名人超生已经成为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普遍问题。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介绍，在超生队伍中，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为私企老板和个体经营者。以沈阳为例，2000年以来，先后查处了700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而在之前的10年，沈阳只查处了76例高收入人群的超生。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人名人“超生”正在挑战我国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同时折射出生育权上的“贫富不均”。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少数富人名人甚至把“超生”当成了一种自我炫耀的特权，他们宁可交罚款，也要多生一个孩子。

现行计生政策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旦超生，将会受到党纪、行政等方面的处分。结婚条件。而对“富人名人”这一新的超生人群，现行计生政策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惩处办法。北京一位机关干部梁女士说：“我和丈夫都在国家机关工作，不像那些明星、私企老板，没有单位管，只要他们愿意多交钱，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辽宁省计生干部孙永笑认为，富人名人超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多交社会抚养费问题，还应该受到谴责，让他们在社会荣誉上受到损失。

“罚”“打”并举难以阻止“两孩”意愿

早在两年前，我国人口专家曹景春便针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建议相关部门严格惩罚制度，制止这一现象。他的提议被大多数计生干部认可。

曹景春认为，政府对超生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带有“罚款”性质，富人名人超生属违法行为，违法者没有理由得到社会的荣誉。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超生，即使交了社会抚养费，有关部门也应该取消这些人的代表或委员资格。

有人认为，这种“罚”“打”并举的做法，会造成计生政策执行中新的不平等。而曹景春却认为，对超生违法行为的处理，有很多办法，有的党员干部超生被开除党籍、公职，与这些人相比，取消富人名人的社会荣誉，应该算是较轻的处理方式了。

记者在辽宁省及沈阳市计生部门了解到，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社会荣誉，并没有真正遏制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罚”“打”并举难以阻止富人名人的“两孩”意愿。

不少群众反映，有些人想生一个男孩，连交罚款、受处分也不在乎，更不会在乎社会荣誉。

沈阳的一位计生干部说，富人名人超生大多是生第二胎，只有极少数暴发户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离婚后多次寻找未婚女子再婚生育。目前辽宁省查处超生最多的“大款”竟然结4次婚，共生了五个孩子，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

近年来，富人名人生育两个孩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到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沈阳市和平区人口计生局局长仲丽艳说，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

近年来，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断增多，与各地计生政策执行不严不无关系。一位计生干部抱怨说，孩子出生了，医院就开出生医学证明；有了证明，公安局就给上户口；上完户口了，连社会抚养费都收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