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应该订立遗嘱改变“财富观”

最近,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的遗产官司又陷风波，华懋集团的律师代表再次质疑自称持有“龚如心最新遗嘱”的陈振聪所持“遗嘱证据”为假。

但笔者认为，此事件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龚如心生前但在得悉自己患了绝症后，并没有为自己身后作好妥善周详的安排，以致遗产诉讼再起纠葛，这一点值得所有华人企业家引为鉴戒。虽然她生前重用的律师声称持有她所立的遗嘱，但由于立遗嘱过程看来很神秘，受益人又非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以致她逝世后，传媒出现各种质疑遗嘱真确的风声。

据上海市成功综合律师事务所章礼强律师介绍：“在我国，法律承认个人有订立遗嘱的自由，只要遗嘱中涉及的内容范围不是违法的，个人设立的遗嘱就是有效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对于遗嘱的法律效力，经过公证的遗嘱是法律效力最大的，如果是一般遗嘱，以时效最新的一份为主（如有多份遗嘱）。龚如心的遗产案件，关键是她的最新公布的遗嘱是否是有效的、是公正的。”关于遗嘱的效力，章律师举了一个案例。杭州的一位画家，在生前订立了遗嘱，将其画作、财产全部赠与照顾他生活的保姆，保姆可以按照遗嘱的内容成为遗产继承人。画家死后，他的直系亲属将保姆告上法院。最后，由于遗嘱的原因，原告败诉、被告胜诉。“在中国，订立遗嘱的行为不是很普及。在农村，80%的人没有订立遗嘱的习惯。所以，目前，企业或个人应该尽早订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作一个安排，即由谁来继承或者接受遗赠等等，以免以后引发太多的纠纷。”
而龚如心这种对继承安排的保密并缺乏司法公证的作风，在华人社会并不罕见，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家，会选择在生前妥善安排后事，并让亲属与企业员工得悉，杜绝争产纠纷。你看婚姻。如果企业家在世时已安排好接班人，委以重任，交班过渡自然顺畅；假如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又不想把财产悉数捐赠或分派，也可以安排专业管理机构（律师或机构），以信托形式打理企业，按商业惯例领取合理酬劳，企业营运获利所派发的股息，则可以按遗嘱指示，照顾亲属或捐赠慈善事业，这类信托安排在西方社会相当普遍。

同时，中外“富翁们”在对待财富遗产价值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识上的差异。

在美国，富翁往往被称为“社会赞助人”。比尔·盖茨，财产超过400亿美元，先后捐款250亿美元。对这些善举，他还不愿张扬，只是说自己热心慈善事业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另外，在西方，还有一个观点深入人心：“没有人能够豁免赋税和生死”。他们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翁当然更不例外。而不少的中国“富翁”往往这样想，自己当年创业太辛苦艰难了，现在就应该让子女享受享受了，不要再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吃苦了，所以什么事都想为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而西方人既不把过多的遗产传给子女，年轻人也崇尚自己白手起家。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说：“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而中国的富翁们，是不是只想到为子女留下遗产，还是愿意为慈善事业多作点贡献？（特别鸣谢李庆春律师、章礼强律师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