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婚姻法》在第38条，新增加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这一条文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将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于这一条文在理论上怎样理解，在实践中怎样适用，都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探望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没有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有这个权利的。夫妻离婚以后，独生子女只能由一方抚养；有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父或者母，也有可能将孩子交由一方抚养；即使是对几个子女分别抚养，父或者母也有探望不归自己抚养的子女的必要；而现在的绝大多数夫妻养育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只能将独生子女由一方抚养，另一方享有探望的权利。离婚，只能消灭配偶关系，并不能消灭血缘关系，也不能消灭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因此，不论法律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都是要探望自己的子女的。在《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时，当事人离婚要进行约定，出现争议，要进行调解或者判决，但总不是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它的后果就是确定，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的，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在原来的《婚姻法》修正草案中，这个权利不叫探望权，而是叫探视权。修正案正式通过，改为现在这个称谓。有人问为什么不叫探视权而叫探望权？这是因为在法律上，探视已经用在了对在押人犯的探望，在生活中，对在医院就医的患者的探望也叫做探视。为了避免在概念上的混淆，也不至于将对子女的探望与对在押人犯和患者的探视混为一谈，故而叫做探望权。

探望权在国外通称为探视权，它起源于英美法系，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视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确立探视权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潮流，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困难的事由。我国台湾地区将探视权称作会面交往权，其民法典1055条第5项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会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我国婚姻法在修订时，正式把探视权规定为非抚养子女一方父或母对子女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规定了抚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这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视权制度的缺失，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规定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而且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一刻起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这个权利究竟是什么性质，究竟是监护权，还是配偶权，还是其他的什么权利？需要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权利既不是监护权的内容，也不是配偶权的内容，而是亲权的内容。我们设定一个前提，就是被探望的对象只能是未成年的子女，因为已经成年的子女接不接受探望，完全有识别能力，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只有未成年子女才是被动地接受探望。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就是亲权，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照护权。探望权就是亲权这种身份权中的具体内容，是亲权的支分身份权，即亲权的具体内容。这种权利不可能是监护权，因为没有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既然没有直接抚养，当然就没有监护权。同样，它也不会是配偶权的内容，因为这是对子女的权利，不是对配偶的权利，况且享有探望权的人的配偶关系已经消灭，所以探望权不能成为配偶权的内容。

身份权都是法定权利。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间的身份关系。父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非抚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是非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因此，在离婚的当事人之间，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探望权怎样行使，进行约定，并且应当遵守协议，不得违反。正如《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那样：“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或者在判决离婚时，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协商出一致的协议，约定好探望的时间、地点、次数等等。如果在协议离婚或者在诉讼离婚中，对此协商不成的，则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是什么性质，也值得研究。按照一般的道理，应当是合同性质。但是，在婚姻关系上，更多的人反对将关于人身关系的协议称之为合同，例如结婚，既然是双方自愿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为什么不能把缔结婚姻关系的协议就叫做结婚的合同或者契约呢？道理明确，不一定就在使用上没有障碍。其中的原因，不能说得太清楚。这种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大概也是这样。一方违反协议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就顺理成章，认定为契约或者合同，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倒是有了障碍了，因为不能基于合同关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探望权的主体及其权利行使的方式

（一）权利的主体与权利义务内容

探望权是和直接抚养权相对的一种权利。父母离婚后，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抚养方就成为子女亲权的主要担当人，即监护人，取得直接抚养权，非直接抚养方的亲权则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也自然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这就是说，探望权并不是产生于父母之间的协议，也不需要法院判决确认。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非直接抚养一方父或母自动取得探望权。因此，探望权的主体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而直接抚养方父或母则是探视权的义务主体，应该履行协助探望权人实现探望的权利的义务。

这种协助义务一般包括：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本着方便探望人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或者按照法院判决安排探望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进行说服工作。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得设置障碍，拒绝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探望子女，否则就侵害了非直接抚养一方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探望权的立法旨意，探望子女是基于亲子关系所衍生之自然权利，不仅是父母之权利，更是为未成年子女之权利，探望权的行使应出自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不是以父母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虽然法条无明确规定，但就法理解释上来说，基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未成年子女也可以向法院请求与父母会面。

（二）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和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因此不存在确权的问题。尽管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都是在协议中约定，但是，这种协议约定的是权利行使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约定有没有这样的权利。行使探望权，涉及到直接抚养一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婚姻法》规定了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的两种途径：“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在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问题上，规定了父母协议和法院判决两种方式，并且确定了“协议优先”的原则。

按照协议优先原则，父母应该通过协商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父母应该本着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根据夫妻双方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探望时间和方式。父母是探望权的利害关系人，直接抚养方是子女的监护人，由父母协议，可以有效平衡父母和子女三方面的权益，妥当地安排探望的时间和方式，父母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也容易得到执行。和法院判决比较起来，父母协议确定探望时间、地点的成本最小，给探望的利害关系人造成的影响也最低，因此相对于法院判决具有优先性。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父母是因为感情破裂解除婚姻关系，父母在协商时可能会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有些直接抚养一方甚至拒绝就探望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如果父母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或者直接抚养一方拒绝协商，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法院应受理探望权人的请求，依法就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作出判决。

一般来说，探望的方式可以区分为看望式探视和逗留式探视。看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如看望性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式探望对探望人的要求也更高。探望人不仅应该具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不得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如果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避免适用逗留式探望。逗留式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时才能适用。人民法院应根据有探望权父母实际情况，根据子女的年龄、身体状况等情况，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本着对孩子身心健康有利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间和地点。对探望权的安排因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是周末探望和假日探望。如每周或每隔一周的周末，从周五晚到周六，或是每月一次；暑假或寒假的一段期间；重大节日或子女生日等特殊日子。法院在判决中应对探视权的安排作出明确确定，增强可操作性，以免当事人在执行时发生争议。

国外对探视权的法律规定也多是概括性的，法官在审理探视权案件时，确定具体探视方式的依据是依照案件的具体情况——是否对孩子有益，其实质是考察大人的资格。家长的人品状况、健康情况、经济条件、居住环境、有无烟酒嗜好、有无不良行为记录，甚至其交友都是法官判断其能否及如何行使探视权的依据。比如是一周探视一次还是一月探视一次，每次探视时间是一小时还是允许带走过夜。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为酌审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征询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意见或请其进行访视，就相关事项为事实之调查，提出调查报告及建议。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得命少年调查官进行调查。子女为满7岁以上未成年人者，法院就监护及会面权问题进行裁决前，应听取其意见。

赋予法官在有关探视权案件上的自由裁量的权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每个孩子不同，每个家长的情况也不同，这类案件的判决就需要由了解案情的法官作出，而不能只依照一个抽象的法条，作出一刀切的判决。

还应该指出的是，探望权人按照协议或法院判决具体探望时，还应该考虑子女的意志。如果子女在约定或判决的探望时间不同意，探望权人不得强行探望。

三、探望权的中止和恢复

探望权的中止，是指探望人符合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时，由法院判决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内中止行使探望权的法律制度。

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法律应该保护探望人的探望权，但是探望权也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可能损害相关人尤其是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加以限制。探望权中止制度，就是通过中止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探望权，来保护相关人的权益。但是探望权毕竟是探望权人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中止探望权对探望权人影响巨大，法律也应该从制度上保障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我国《婚姻法》为平衡两者利益，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了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和方式。

（—）中止和终止的区别

探望权是人身权，人身权具有专属性，不得以协议或判决的方式予以剥夺。因此人身权不存在终止，只能被限制。中止就是限制的一种方式。所谓中止，在这里是指由于出现了法定不能行使探望权的情形，探望权人应暂时停止行使探望权。探望权中止只是要求探望权人在法定理由存在期间暂时不能行使探望权，在法定理由消灭后，就应该恢复探望权人的探望权。因此探望权中止不等于探望权终止，更不是剥夺探望权。

（二）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

《婚姻法》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是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当父母的探望行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时，经人民法院判决，探望权才能被中止。如果父母的探望行为造成的是其他损害，但是没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人民法院就不能判决探望权中止。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既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婚姻法（修正案）》把“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作为探望权中止的唯一法定理由，体现了婚姻法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立法倾向。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理由作出判决，不得任意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包括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或是未按期给付抚养费的情况，并不是中止其探望权的条件，不能作为中止探望权的法律依据。

本条采取了概括主义的立法模式，没有列举“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经验后作出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请求中止探望权的案件时，应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根据具体的案情作出审慎判决。如果通过审理确认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探望权就应该被中止。如行使探望权的父或母一方吸毒、赌博、酗酒、品行不端、有严重的传染病、精神疾病或对子女有暴力倾向、或利用探视机会将子女藏匿起来等，就应该中止探望。父母因犯罪被收监并不是中止探望权的必然原因，被监禁的父母与自己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并不因入狱而消除，除非父母是因对子女有犯罪行为而入狱。

（三）中止探望权的主体和方式

如上所说，中止探望权对探望权人影响巨大，也可能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婚姻法》规定中止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其他个人、组织或机关不得中止探望人的探望权。

人民法院中止探望权必须通过审理，以判决的形式作出。把中止探望权的主体限制在法院，就可以避免直接抚养方以及其他个人、组织和行政机关干涉探望权人的探望行为。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必须通过审理查明事实，确认探望权人的探望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理由。探望权人可以在审理中为自己辩解，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在一审之后，还可以上诉。通过诉讼制度中止探望权，可以更有效地维护探望权的利益。但是中止探望权判决一旦生效，就具有法律的强制力，探望权人必须遵守。直接抚养人子女一方也可以基于有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探望权人在法院判决的时间内不得进行探望行为。

在我国台湾地区，会面交往权的事件属于非讼事件性质，是依非讼事件法来处理的，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可以强制执行；在大陆则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诉讼性质，一审判决后，当事人还可以上诉。

要注意的是，探望权可以中止，但不得由对方当事人决定。对方当事人禁止或者妨碍以至于宣告“中止”当事人行使探望权的，构成侵权行为，虽然《婚姻法》没有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法理，确定侵害亲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探望权中止的事由消失以后，被中止的探望权予以恢复。探望权的恢复，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也可以由法院判决。当事人协商不成，当探望权中止的原因消灭以后，法院应当判决探望权恢复。

四、侵害探望权的损害赔偿问题

既然探望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是亲权的具体内容，那么，侵害探望权，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能否适用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婚姻法》在规定探望权的同时，并没有将这个问题规定清楚，因此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台湾法院一件关于交往会面权案件的判决书很能说明问题。该案双方当事人原有婚姻关系，并育有一子，嗣于1996年9月6日协议离婚，并已办妥离婚户籍登记。依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由被告监护，原告得每周探视一次，惟应于每周五以前与被告确定探视时间为周六或周日。探视时段自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八时止，时间届至，乙方应立即交还子女予甲方，履行地为甲方之住所地，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乙方之探视。而自1997年5月30日起至同年7月11日原告起诉时止，原告已有6次未能探视该子。据此，原告诉请被告履行协议，保障交往会面权的行使，并按照约定承担6次不得行使该权利的违约金。

法院判决，准原告与双方当事人所生之子会面交往，被告应于每周六或周日上午10时整将该子交付原告探视至该日下午八时止。关于违约金，法院认为这项约定为有理由，但是约定的数额过高，应予削减，改判为每次违约支付3万元新台币，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18万元及其利息。

这份判决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看来，在不尽探望权规定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是应当给予赔偿的。但是，这种赔偿的性质究竟是违约还是侵权，应当认真斟酌。在我国的法律中，对于法定权利的履行问题进行约定，不是合同问题，违法约定不履行义务，不能依照违约责任确定；如果需要进行救济，应当按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以侵权行为责任的形式承担民事责任，更为准确。因此，如果将未能探视子女的违约金改定为侵害亲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能就更适合我们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对侵害探望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可以适用损害赔偿方法进行救济。

既然如此，在确定侵害探望权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基础上，那么，认定探望权的义务主体在不履行法定义务构成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遵循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要求，按照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的要件，判断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符合侵权责任要件要求的，认定为使侵害探望权的侵权行为，加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构成损害赔偿责任。

赔偿的具体内容，主要应当是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

五、探望权的强制执行问题

《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法律通过这条规定，对探望权赋予了提起强制执行的效力。

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是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对子女的亲权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离婚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解除，父母对子女都有亲权。但是，如果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能定期看望、关心子女，那么其实现亲权的意义就成为没有必要。因此，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是必要的教养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

因探望问题发生纠纷的，多是夫妻在离异时就已矛盾重重，离异后无法心平气和地协商子女的探望问题，如果监护一方就是不让探视，法院如何采取强制执行？判决容易执行难的问题在此类案件中将会尤为突出。

（一）探视权纠纷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执行的特点

探望权纠纷案件执行的特点是：

第一，执行标的模糊。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要么是金钱、物，要么是具有某一物质性结果的一定的行为，如加工、修缮；而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是探望权及其行使方式，具有抽象性，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第二，执行内容的长期性。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除定期支付抚养费的离婚案件外，往往是一次执行完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即行消灭；而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具有长效性。

第三，执行结果的事后性。探望权纠纷案件执行发生的原因在于出现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望子女情形，执行的目的在于使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今后不再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望子女，这就决定了探望纠纷案件的执行结果具有事后的特点。

（二）执行中可采取的做法

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其他的民事权利强制执行，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将儿童交付给享有探望权的当事人，因为这样就涉及到对人身执行的问题。民事强制执行的标的，只能是财物和行为，不能强制执行人身。对子女的人身强制执行，既不人道，又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矛盾的解决，更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探望权是一方的权利，另一方负有协助的义务。美国有些州的法律规定，有监护权的一方不允许有探视权的一方探视，情节轻微的，法院可以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以保证将来对探视权判决的执行。对拒不执行判决、具有藐视法庭情况的，可以处以罚金或监禁，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变更监护权的听证，取消监护权人的监护权。美国对干涉探视权的救济总体包括蔑视法庭诉讼、强制执行探视权诉讼以及变更监护权诉讼。台湾强制执行法的执行措施比较严厉，如果有照顾权的一方不让有会面权的一方行使会面权，那么法官得对其实施拘提、管收或处以怠金，经责令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处怠金。与大陆执行理念不同的是，台湾强制执行法还得用直接强制方法，将该子女取交执行人。我国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中还没有对探望权的执行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根据司法实践，我们认为在探望权案件的执行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在执行时，要把思想和法制宣传工作贯穿始终，切实做好疏导工作。法院在执行这类案件时，要做过细的疏导工作，使当事人认识到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另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阻碍、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同时探望权的实现也是保证子女身心健康的需要，使当事人能够为子女的健康成长创造适宜的氛围，主动履行协助义务，从而使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2、慎重适用强制措施。法院在执行这类案件中以说服作思想工作为主，但对那些经常无故阻挠，刁难甚至隐匿子女、拒绝对方当事人行使探望权的人，也可以适当的采取强制措施。如拒不配合也会受到妨害民事诉讼的训诫、罚款、拘留等惩罚，同时“对拒不履行判决者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极具法律威慑性的规定，也可以确保这类案件得以执行。但如果将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予以拘留或刑事处罚，必然不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所以应慎用。

3、如果是子女拒绝探望，应区别情况对待。探望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子女的权利。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年龄和鉴别能力，正确判断子女拒绝探望的原因，看子女能否独立地作出拒绝父母一方探望的意思表示，究竟是子女自己不愿意接受探望还是受直接抚养一方父或母的挑唆而不愿接受探望，如子女年龄较大，有判断能力，不愿接受探望，就不能强制执行；如系后者，可根据情节是否严重对直接抚养一方采取批评甚至是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勒令其改正错误行为，说服子女同意探望。

（三）对策与建议：

探望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对子女心理健康和亲情的感受以及平衡发展均有利，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更是子女的权利，一方配偶阻碍原配偶对子女的探望，实是限制子女享有亲权的权利。解决探望权的强制执行问题，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加大普法力度；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应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探索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对策之一，如果父母双方矛盾激烈，难以相互配合，可以考虑在探望权受阻情况下由未成年子女就读的园或学校协助执行探望。在国外，如离异一方拒不为另一方探视子女提供方便而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一般是由社会义工对此进行监督协助，避免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 在我国，妇联和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则可以作为法院执行这类案件时的协助单位。由园、学校和妇联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协助执行，不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

对策之二，规定探望权受阻可成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理由。行使监护权的一方拒绝对方探望子女，使子女得不到父母双方的关爱，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理应成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理由。当然在探望权制度上还应有一些限制性措施，如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不利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宜将夫妻间“仇视”传染给未成年子女等等。

对策之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人身权利，如果抚养人故意设置探视障碍，使得探望权人见不到子女，遭受精神痛苦，探望权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判令精神损害赔偿既可以补偿探望权人不能行使探望权所受到的伤害，也可约束抚养人履行协助义务。但此赔偿必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表述。

对策之四，修改民事诉讼法，将探望权纠纷和亲子关系确认等案件列为非讼事件，适用特别程序，允许调解结案，法院一审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提起上诉，这样可以及时解决纠纷，有利于保护非监护一方的探望权和子女的健康成长。

对策之五，正确适用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罪。虽然刑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应负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这项规定，没有运用最具强制力的法律手段保证法院判决的执行，使一些“软对抗”的被执行人逍遥法外，使得这项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对拒不执行生效裁判与阻碍执行者，要坚决制裁。立法上要尽快明确追究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罪的程序。据报载，美国一妇女因不让其享有“探视权”的前夫探望女儿，被法官判处监禁数年。如果我们的法律能作出如此严肃的规定，如果我们的法院能如此认真地执行法律，探望权的执行也就不会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