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专门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意义重大，它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是国家对公务员处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法治基础；它的出台有利于克服公务员处分的随意性，弥补了我国公务员处分的法律适用空白；它的出台将促进公务人员依法行政，从根本上遏制公务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纵观该条例，各种规定较为完备细致，只是在给予什么处分的时候，要视“情节轻重”进行自由裁量。那么，公务员违纪行为的情节轻重应由谁来判断呢？

法律曾经经过封建社会的“擅断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绝对法定主义”两个极端。“擅断主义”下的处分，国王或裁判官可以恣意、自由地斟酌决定；“绝对法定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严格性、不容任意选择性、不容变通性，法院和法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而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历史实践证明，“擅断主义”和“绝对法定主义”都存在重重弊端。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已经抛弃了这两种极端理念，普遍接受了“相对法定主义”，即在坚持标准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允许情节轻重标准发挥作用，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易变性、法律的抽象性与现实的具体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采用“相对法定主义”，是符合国际惯例和趋势的。

然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模糊用语，在具体的处理中容易导致分歧。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又没有很好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在出台《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同时，很有必要出台配套的“情节轻重”认定办法，可以从行为时间、次数、手段、方式、结果等方面给出指导性的意见，在尊重裁判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对自由裁量的程度作适当的限制。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自由裁量权完全赋给了法官或者执法者。这是引起百姓质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解决“谁监督、谁执行”的问题至关重要。根据国外经验，自由裁量权在相当程度上授给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监督权主要在立法机关。

公务员违纪情节轻重应由谁来判断？显然不能完全由行政机关自己来认定，否则就会缺乏公信力。公务员，我们习惯称之为人民的公仆，可以考虑把“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他的主人——人民（群众）来判断，具体方式可以是由利害相关人或者利害无关人组成“裁量组”来进行，或者把详细情节公布在互联网上，再加上IP限制等技术手段，由群众通过网络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