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撤销权与无效确认请求权的选择问题

　　合同撤销权与无效确认请求权的选择问题

　　无效合同制度创设的原因旨在保护公序良俗，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干预，主要针对违法的民事行为，而可撤销合同制度的创设旨在维护私益，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通过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允许其依照自己的意思作出对其中本身最有利的选择。但是由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相依相生的关系，致使法律有时会出现重合之处有人认为，二者应当没有重合的问题。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如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是，根据(l合同法沙第74条，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如果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利益，那么从法律规定来看，当事人既享有无效合同请求权又可以行使撤销权。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针对当然无效之行为，当事人只能主张无效而不能主张可撤销。另一种观点以TheodorKipp为代表，他提出“法律上双重效果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应受保护的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已有某项救济方法(无效)，而不能再行使其他救济方法(撤销)，致使不能有所主张，实属怪诞可笑”。也有人认为，不应允许当事人撤销无效行为，但在事实上并不排除当事人以何种诉由向法院起诉的选择余地。但这种观点只是在诉权上解决了当事人的选择权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法院如何判决的问题。民事纠纷案例。现在，我们分别不同情况作一分析。

　　(一)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这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这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的情形有部分重合之处，即如果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无偿转让财产，则对此类合同，因合同的效力属于法院主动审查的范围，所以无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还是合同无效请求权，法院都必须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如果单纯地认定该合同无效，则《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就会被架空，我们认为，《合同法》第52条是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规定，这里的第三人利益是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首先，第三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某一群体，其利益可能是债权的安全，但更包括人身权、名誉权等广泛的合法权利。因此，前面所述的74条与52条部分重合的情况应当属于一个特例。从法理角度来看，债权人对自己债权的处分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如果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仅仅是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则在债权人申请撤销该合同的情形下，法院可以直接根据《合同法》第74条撤销。但如果在债权人申请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话，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在证明债务人与受让人均有恶意，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判定合同无效。但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其处理结果与主张撤销是不同的。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其并没有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考量，所以有可能造成合同无效请求权与撤销权的并存。如果合同是以欺诈方式订立的合同的合同，受欺诈方以请求撤销时，人民法院对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法院必须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在合同本身违法性比较明显的情形下，无论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观目的如何，合同是无效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具有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是法院在判断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时必须要考量的。法院不能以存在欺诈等情形而判定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而不否定合同的效力。因为，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如果撤销权过期或撤销权人撤回诉讼，则一个违法合同就可能生效了。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此种情形，受害人可以主张变更或撤销。但如果双方订立的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形成了合同无效请求权与撤销权的并存。因此，有必要确定在这种情形下的处理原则我们认为，与前述第二种情形一样，如果合同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则无论当事人是向法院提起合同无效还是撤销之诉，合同都应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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