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通报与公众知情权

　　新年伊始，从公安部传来好消息：全国公安机关将实行定期新闻发布制度，并及时通报治安形势，发布治安警示。（参见《人民日报》等1月2日讯）此举不禁令笔者想起两件事：一是几年前北京的地下通道发生系列“闷棍杀手”案，案件侦破后，一些媒体在叫好的同时，也提出质疑：要是警方及时给公众提个醒，不就能减少一些被害者吗？另一件就是前不久刚刚审结的河南省平舆县的黄勇连续杀害17名青少年的特大恶性案，也有不少媒体和专家学者对公安机关提出类似批评：为什么不早些发布消息、让大家有所防范呢？

　　长期以来，在公安机关似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案件未破，不宜将实情公之于众，特别是对于大案要案，在侦破之前，更是讳莫如深。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它既不利于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又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继续作案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推出治安通报制度，是推行政务公开的要求，可以确保公众知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可以促进警务公开，有利于公安机关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可以密切警民关系，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公众进一步了解公安、理解公安、信赖公安、支持公安。这种认识上的突破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执政理念，即由秘密到公开，由不透明到透明，由不相信民众到相信民众。

　　在现代社会，公众知情权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之一。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将传统公权力运作中的“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变更为“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除非基于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共利益考虑确有必要，否则一律不得免除公开。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赋予公民的信息公开请求权，若其请求得不到满足，还可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摈弃了“司法神秘主义”，转而最大程度地将有关司法信息披露给公众。我们都知道，在英、美、日等国，不仅每年有政府发布的详细介绍该年度各类犯罪指标的《犯罪白皮书》，而且连法院的判决书都要公开出版、接受各方的查阅和拷问。几年前，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曾前往纽约市警察局拜访其局长，会谈时提及一些“敏感”数字，没想到他却很大方地告诉我，这些都早已在网上公布了。临别，他还在门口随手拿起几本免费发放的小册子送我，其中有的提醒公众，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的一拐弯处，常有人借口问路来抢劫，因此建议行人不要搭理那些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让他们去问警察；有的则告诉读者，近一段时间盗窃分子盗窃汽车里的物品案件增多，建议大家停车后将车里的东西拿走或锁在后背箱里；还有的则说，如果家里暂时没人，最好将收音机或电视机开着，使入室盗窃分子以为这家有人；如果要外出度假，最好跟邻居、警方打个招呼，请人定期剪剪花园里的草，否则如果草长深了，就容易被人知道这家主人不在。

　　去年，笔者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正值核武器专家凯利自杀一案惹得英国朝野沸沸扬扬。刚开始，各种猜测都有，如有的认为是政府陷害所致，有的认为是外国间谍所为，但英国警方及时地通过新闻发布会，逐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最后公布了凯利系自杀的结论。随后，案件被移交给司法部门，由法官来调查布莱尔、BBC记者等人要否对凯利自杀一事负责。记得其时我恰好应布莱尔夫人谢利大律师之约去其唐宁街10号住所拜会，虽然此时布莱尔首相刚刚被法官传讯过，但他们却仍在按计划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的休假，对于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首相作证之新闻，他们似乎也见多不怪，至少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尴尬。

　　在牛津，我还有一个切身的体会，那就是英国的司法信息公开使我的那些同行们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牛津大学的犯罪学研究中心与英国内务部、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们的许多课题不仅经费直接来自于这些部门的资助，而且在调研、统计资料的获取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配合。当我看到一包包、一袋袋的资料从警察局或法院邮来，看到他们认真地对那些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时，我是既羡慕、钦佩又感到惭愧。想起自己就中国死刑问题做报告时，对方问起我中国每年判处多少人的死刑，我却回答说这是国家秘密，无从知晓。显然，这样的回答不单是不能让别人满意，也不能让自己满意：连起码的数据都没有，又怎能证明、怎能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