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把古籍整理出版推向精品化阶段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中华民族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中国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整理出版好古籍，对于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党和国家一贯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历来关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毛泽东主席曾亲自过问我国古籍整理情况，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多次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指示，在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古籍整理出版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60年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近2万种，其中80%是改革开放30年间完成的。古籍出版种类除传统四部及文史哲古籍外，农医科技类、少数民族古籍均有重要成果问世，方志类、域外汉籍、出土文献、海外珍藏善本古籍等均有不同成果出版。
　　二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不断完善。从1958年到2006年，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先后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的中长期规划，涉及近4000个品种，引导并规划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总体发展。古籍小组不断加强协调组织作用，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古籍整理项目，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古籍资源梳理编目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家谱总目》及各馆藏、地方文献等综合目录先后编纂出版。《中国古籍总目》历时17年，将于年内由中华书局和古籍出版社推出，预计收书20余万种，将是历史上首次集中全面清理古籍总数的集成性成果，收录古籍收藏机构逾千家，汇集整理了全球收藏的现存中国古籍的绝大部分版本，颇具价值。全国古籍保护工程全面展开，展现了古籍出版的勃勃生机。
　　四是大型出版工程系列化，重要古籍整理成果相继问世。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全元戏曲》、《全粤诗》陆续出版。《四库全书》（两种藏本），《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陆续影印出版。另有《中华大藏经》以及一批总集、别集、大型类书丛书出版。
　　五是各类大型出土文献和海外汉籍出版已成规模。 如俄藏、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出土文书系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本。《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藏西夏文献》（17册）、《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大量简牍陆续出版。同时，流失海外汉籍出版成为热点。已出版的有：中华书局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全6册，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08年已出版第一辑，5年内计划影印800册，包括2000余种。
　　六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进一步扩大。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至今日，全国有四所高校专门开设古典文献专业，90多所高校设立了古籍研究所，全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有数千人，这是有战略意义的。目前全国有22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共有员工1700余人，年出书品种逾5000种，这是了不得的工程。古籍小组办公室从2001年起，连续9年举办专题培训班，培训古籍编辑近600人。任继愈等古籍专家相继谢世，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一批古籍整理专家年事已高，因此，后续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国家应该资助年轻人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来，培养他们的专业素养，更好地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服务。
　　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要认真总结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下面，我就当前如何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谈几点建议，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功能和导向作用。中央财政安排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其目的是要确保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完成。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的功能和导向作用，体现国家意志，反映国家水准，重点支持那些国家急需整理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优秀出版项目；重点支持那些具有较高版本价值和重要文化传承价值，在整理方法上有所创新、整理成果上有所突破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重点资助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重点保证那些已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项目。
　　二、做好统筹，抓好规划，加强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导。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上。1958年以后几次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于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古籍办与总署合署办公后，我就要求古籍办首先抓规划。从1998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用了10多年的时间对全国古籍总量进行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编制的《全国古籍总目》今年上半年全部出齐，全国现有古籍20余万种（包括部分海外藏的中国典籍），古籍领导小组的职责就是依靠专家的力量对这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做一全面的分析，根据其价值和作用，按照古籍整理的规律，结合实际力量，分步骤做出整理出版规划。在内容上看看哪些需要整理，哪些需要抢救性保护；在整理方式上，哪些只是一般性整理，哪些需要深入整理，采取什么方式整理。2009年5月开始我们对《全国古籍总目》进行梳理，同时参考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结合出土文献情况，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编制《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草案）。为使《规划》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009年8月6日，古籍办向各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下发了《关于申报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通知》，共收到申报项目2453种。2009年10月上旬古籍办开始组织专家召开了5次论证会，吸收了不少有价值的项目，规划现有项目730种。这个初步《规划》是建立在国家整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来考虑的，强调的是国家和集体组织整理的项目，代表国家的水平。应避免零敲细打和选题重复，对于大而不当拼凑的项目更要坚决抵制。这个《规划》目前还在论证之中，最终要交古籍领导小组讨论通过。这个《规划》还要每年适时增补。有了中长期规划，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国家对古籍整理的指导还体现在通过自上而下，组织有关专家和出版单位实施重大古籍出版工程。要建立一个国家主导，依靠专家的古籍整理重大出版工程机制，整理出版一些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型项目。如中华古籍流失海外严重，许多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郑振铎语）的状况不能继续延续，因此，有必要将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系统地整理出版，组织“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出版工程”先整理出版目录，后刊印出版。还要举全国之力组织编纂《中华医药典籍》，使中医古籍正本清源。这些大工程对文化建设意义很大，国家不搞，个人捷足先登，质量无保证，有可能误导读者，我们无颜面对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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