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提出的不少建设性意见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如建议在现有的交通肇事罪“其他恶劣”中增加酒后、醉酒(包括超速等严重非法行为)驾驶等情形;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对“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作出解释，将“酒后、醉酒驾驶”、“超速行驶”和“无证驾驶”等直接作为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上升一个等级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还有学者主张通过刑法的“扩张解释”解决危险驾驶问题，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危险驾驶的情况以“恶劣情节”和“特别恶劣情节”纳入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的第二档和第三档等等。

　　归纳之，无非就是修改刑法、通过司法解释和通过刑法修正案三种方式，具体采用哪种方式更适合国情，牵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立法技术高低与酒后、醉酒驾驶入罪的必然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制度依赖症”的疑问具有类似性，任何好的制度制定出来如果监管不力、执行不当都不会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但制定层面和执行层面分处不同的台面。我们在大胆创新出好的制度后，务必要依靠有效的运转机制、灵活适当的工作方法，也要仰仗执行者 的尽职尽责和兢兢业业，但不容忽视的是，创造出好的制度才是前提和基础。另外，我们绝不能因为一项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就却步不前，畏首畏尾，哪一项改革与创新又会是一帆风顺呢?笔者坚持，将酒后、醉酒驾驶加以犯罪化。

　　总而言之，酒后、醉酒驾车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化处理适合当前我国交通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形势，也能够反映人们道德要求的底线。而取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理论之长的折中理论，则为酒后、醉酒驾驶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相信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高，随着刑罚、行政处罚等内在体系的协调，酒后、醉酒驾驶入罪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延伸阅读】

安全法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