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刑法的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的核心要件。但是，这种理解具有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等弊端。

　　在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从追究单位自身固有的责任角度出发，除关注单位集体决定和单位负责人的决定之外，还应考虑单位的目标、业务范围、规章制度、防范措施等单位自身制度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单位的真实意志，正确地认定和处理现实中所发生的单位犯罪。

　　「关 键 词」单位犯罪/单位意志/刑事责任Corporate crime/Corporate will/Criminal liability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07(2001)04-0065-(8)

　　在单位犯罪的研究中，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即单位到底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历来是单位犯罪研究中的难题。在坚持后一种见解的场合，通常主张应以单位组成人员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而在坚持前一种见解的场合，便主张不应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直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1]在我国，虽然刑法理论上主张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当然是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但是，就目前一般所主张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看，仍然是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现行刑法虽然明确否定了以前的多个刑法草案以及学术界多数人所主张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犯罪的，是单位犯罪”的主张，而代之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现行刑法第30条)，但是，从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探讨及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来看，仍然是以“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的(注：另外，虽然通说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认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在单位犯罪特征的分析上，仍然认为，这种犯罪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并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以上情况，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页。)。[2](P 177)[3]笔者认为，这种仅将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作为单位自身犯罪，并以此为基础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见解不符合现代社会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概括出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类型的全部情况;相反地，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单位自身的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规则制度等客观特征来考虑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以下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

　　一、通行的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认定标准的弊端

　　我们认为，以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包括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行为和意志为基础来判断单位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这种认识方法之中具有以下弊端：

　　首先，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的确，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机关成员是代表单位发言、行动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单位自身的行为是最符合单位活动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按他们的决定所实施的犯罪理解为单位自身的犯罪，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如果仅将这种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所决定实施的犯罪看作为单位犯罪，而将此之外的情况作为自然人犯罪的话，那么，所谓单位犯罪和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而实施的个人犯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如单位犯罪否定论所言，“经法人机关决策实行的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似乎是法人的行为;但从实质上看，由于法人不具备主观要件，自然也不会有受犯罪主观要件支配而实施的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即这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由法人机关成员的犯罪心理支配而实施的。”[4]单位既然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可言，完全听命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操纵，就像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手中的一个道具一样，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单位犯罪了。另外，按照这种观点，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意志直接转嫁给单位自身，成为单位的犯罪意志。那么，单位犯罪的范围是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只要单位领导人为了单位的利益，经过决策程序所作出的决定都应该看成是单位自身的决定和行为;而且，作为预防单位犯罪的最佳对策，应当是处罚单位代表或机关的自然人，因为，只要让他们不产生犯罪的念头就够了，而没有必要特地处罚单位。但是，这些推论显然和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相悖。

　　其次，上述理解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按照上述理解，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的决定就是单位自身的意志，因此，只要是按照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全体成员的决定而实行的违反刑法、构成单位犯罪的行为，即便该行为是完全背离单位的宗旨或业务范围，或违反单位的有关防止违法行为政策的行为，也仍将该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这明显是在不当地扩大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另一方面，当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按照单位的既定规则或政策展开业务活动时，即便引起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结果，构成犯罪，但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和该犯罪行为有关，单位就可以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在不当地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其结果，客观上只会鼓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实施某些个人犯罪，或疏于对手下的一般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再次，上述理解也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除了由单位代表机关或机关成员亲自组织、策划、实施的犯罪类型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从事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单位代表或机关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从业人员的犯罪活动。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单位仍得承担刑事责任。其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尽到应尽的防止手下的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注意义务;另一种，是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了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单位自身的目标定得过高，只能以不合法的手段才能实现，或者单位自身的运营机制中存在诱导、鼓励或默许单位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倾向因而导致单位从业人员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注：但是，这种所谓单位自身结构导致单位成员犯罪的情况也仅是从现象上来观察的结果，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也仍然是个人。因为，既然单位由于其自身结构的不合理而导致了单位成员的犯罪，那么，单位组成人员就应该有义务和责任改革该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但是，单位中对单位事务负有全盘监督责任的领导人员在发现了某种迹象或已现实地发生了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却疏于采取措施，以至仍然出现由于单位自身缺陷而导致单位成员的犯罪行为时，就不能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单位自身的原因了，而应归结为单位的领导人员的过失。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追究单位中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现代社会中，在企业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单位中，单位代表或机关主动决定或讨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情况比较少见，而比较常见的则是后两种情况。现代西方学者认为，之所以不采用处罚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个人抑制模式，而应当采用通过对单位组织体的意思决定过程施加影响来抑制单位成员犯罪的组织体抑制模式，处罚单位自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5](P686)另外，现代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特征之一就是，引起危害社会结果的企业活动往往是由在复杂的组织构造中工作的众多的自然人所承担的，每一个自然人，对于企业活动的全局并没有充分的理解，只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那一部分工作有了解而已。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单个的自然人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显然不能由某一个自然人来负责，而只能追究企业等单位自身的责任。当然，从这种企业等单位自身的制度缺陷或恶劣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或许能找到追究对本次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