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现实社会中的单位毕竟是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尽管它可以左右其组成人员的意志和行为，但它毕竟必须通过自然人来形成其现实的意志并展开活动。因此，完全脱离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是否能够存在，存在疑问。

　　在日本，藤木英雄博士曾试图从撇开自然人的单位自身的行为中来考察单位的刑事责任。他以“个人的加害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意思决定而实施的法人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对法人做出该种意思决定进行谴责”为前提，认为，对于过失犯，因为是以违反注意义务为其本质的，所以在观念上可以赋予单位作为组织体的义务;

　　当单位组织体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时，便能认可单位的过失。[7]这种见解，在直接考察单位自身的意思及基于该意思的行为方面，可以看成是组织体的单位责任论。持类似见解的板仓宏教授也以“即便在进入法律评价之前，也能具有作为企业组织体的意思形成;对于这种集团性的意思形成，也可以进行社会伦理性的意思谴责”为前提，主张从单位代表到最底层的从业人员的所有的成员行为，只要客观上具有业务关联性，就都可以看作为单位自身行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8](P23)这种见解认为，即便在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单个的行为人也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或过失的场合，只要能证明单位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失误，那么就能肯定单位的过失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种学说也是主张单位自身的犯罪行为的见解。

　　但是，对于上述见解，批判意见认为，它给单位科处绝对责任，违反了责任主义。但实际上，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的见解也是要求单位必须违反了客观的注意的义务，因此，应当说，他们的见解并不是主张只要有从业人员的违反行为，就一定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意义上的绝对责任。但是，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都强调自己学说的长处是，即使没有特定具体的行为人也能对单位予以处罚，这就确实会让人怀疑，该学说实际上不是在主张对单位科处绝对责任吗?因为，在从业人员具有违反行为的场合，单位具有怎样的过失?该过失和违反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情况，如果不能特定谁以什么样的形态实施了违反行为的话，通常应是无法判断的。因此，无视上述具体问题的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见解，在结局上，不能不让人产生只要发生了违法行为就得负结果责任之嫌的感觉。但是，这种藤木、板仓说的缺点，并不能抹杀其试图建立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的理念的妥当之处。所需要做的是，以与责任主义相调和的形式重构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 ↑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犯罪构成体系出发，在考虑单位固有责任的场合，也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单位客观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及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两方面来进行考虑。

　　首先，单位必须实施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单位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通过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论是单位代表或机关的组成人员还是最底层的从业人员——所实施的。因为，单位自身并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活动;自然人行为人的行为若没有引起刑法所规定的、作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话，则在客观上无法判断该单位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由于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具有既属其个人行为的一面又有属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面的双重属性，因此，如何判断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单位组成人员自身的行为还是单位自身的行为便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从该行为是否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的方面来进行考察。

　　所谓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是指单位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反行为，在形式上，属于该组成人员的职务或职责范围之内的行为。在单位组织体之内，单位的业务被具体划分为每个组成人员的职责和职务，即个人的职务或职责是单位业务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单位的业务是单位组成人员的职务、职责的集大成。因此，只要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是在履行职务或职责的过程中所实施的，就肯定该行为是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部分，即具有业务关联性。职务、职责的范围，一般是根据单位的内部规定及雇佣合同来划定的，但是，单位或行业内的习惯或一般做法也是判断职务、职责范围的标准之一。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违反行为，如果不是和自己的职务、职责有关的行为，就不能看作是单位自身的行为。出租车公司的雇员在驾驶出租车揽活的途中，发现自己的仇人，便有意将其撞死，这种行为显然和出租汽车公司的业务活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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