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上述理解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由于拥有复杂的政策决定程序，业务实施责任分散，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往往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业务，而是授权给各个职能部门，由他们具体操作实施，所以即便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实施或引起了违法犯罪行为，也常常会因为难以认定这些行为和单位上层人员之间的关系而被作为个人犯罪处理。相反，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由于单位代表人的权限比较集中，常常参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因此，在这种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场合，因为比较容易确定其代表人员同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这样，结局便是，同样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业务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在大型企业中，因为难以确定该行为和企业代表机关之间具有直接联系，所以常常被看作为个人犯罪，对该直接行为人进行处罚;相反，在中小企业中，因为比较容易确定该行为与企业机关成员之间联系，所以往往被作为单位犯罪而追究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客观上造成单位因其规模不同而在是否适用单位犯罪的规定上也不同的不平等结果。

　　之所以出现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的单位犯罪或者说单位犯罪论的研究中，虽说在形式上将单位看作是与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相独立的主体，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单位作为自然人的附属物，而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情况对于单位中的自然人作出某种决定时，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即我们现行的单位犯罪论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特征在单位犯罪的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实际上，单位犯罪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单位内的自然人的某个决定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单位固有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中存在某种缺陷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往往由于和单位领导人的决定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难以认定为单位犯罪，所以，只能作为自然人的犯罪而追究自然人行为人的个人责任，或作为意外事件而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上的缺陷而引起的重大灾害，如果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或仅仅只追究自然人行为人本人的刑事责任的话，则不仅无法满足一般人的处罚感情，而且，对于出事单位本身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触动。因此，按照现行的单位犯罪理论，将单位犯罪仅限于“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场合，无法处罚某些真正值得处罚的单位犯罪。

　　历来的见解认为，单位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设立的法律上的存在，其自身并不能实施刑法上以自然人为主体而设计的犯罪。理论上所谓的单位犯罪不过是基于视为单位头脑的单位中枢机构的自然人的意思而实施的危害行为而已。但是，正如美国的法人犯罪论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法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的集合，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会通过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规则的同时，还会用增加报酬、晋升职称或官职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标。[6](P83-85)换句话说，单位是具有远在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总和之上的影响力和复杂性(complexity)的社会组织体。这种行为主体，在许多场合下，会成为导致其构成人员的自然人犯罪的原因(注：在我国，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具体内容可参见谢勇：《法人犯罪学——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而且，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之所以远大于一般人所造成的危害，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处罚单位犯罪，不考虑这种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其构成人员犯罪的情况，仅只考虑将单位代表或机关的意志和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的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 ↑

　　二、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提倡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近年来，国外便出现了从与具体的行为人的行为相独立的单位行为、意思中考虑单位责任的见解。[1]这些见解与传统的将个人责任转嫁给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方法不同，而是试图从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的本质或者说独自存在的复杂特征中探求对单位进行谴责的根据。在此，单位犯罪前后单位自身的对应措施，根据单位的政策、规则、结构、议事程序、历史传统等形成的单位文化，以及单位的为防止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制度可组织性的措施以及使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配套措施等便成为判断单位是否具有纵容、鼓励、默许单位成员犯罪，或单位是否履行了其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的指标。这些见解，尽管在各个学者那里，关注的重点和叙述不尽一致，但是，在关注单位作为组织体的性质，从单位的政策、结构、规模、政策或目的、业务内容等各种具体情况，并由此判断单位是否具有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须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力求和传统的刑事责任观念相协调一点上则是一致的。[1]因此，即便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的体系之下，这种从单位自身特征出发，追究单位自身的观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