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共犯制度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俄罗斯刑法。与上述意大利刑法持相同的立法思路，俄罗斯刑法在刑法第32条对参与犯规定了统一的处罚条件，即“二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根据这一处罚条件规定，要处罚参与犯，首先要求在参与到同一犯罪当中的所有主体之间形成所谓的“共同犯罪”。与意大利刑法不同的是，俄罗斯刑法典在规定了统一的处罚条件之后，在第33条第2-5款分别对实行犯⑨、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定义作了规定。在参与犯处罚原则的规定方面，俄罗斯刑法第34条采取明显有别于前述三种共犯制度模式的立法思路，既不对应不同的参与样态分别明确处罚原则，也不是简单地将参与犯的处罚依据委诸分则个罪的处罚规定，而是将问题转化为“参与同一犯罪事实的共同犯罪人应如何确定刑罚”，规定共同犯罪人的责任“由其中(共同犯罪中)每一个人实际参与实施犯罪的性质和程度决定”(第34条第1款)，同时规定“共同实行犯依照分则条款对它们共同实施的犯罪承担责任，不得援引本法第33条的规定”(第34条第2款)，“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刑事责任依照对所实施犯罪规定刑罚的条款并援引本法典第33条予以决定，但他们同时又是共同实行犯的情况除外”(第34条第3款)，这实际上确定了“在共同实施的犯罪的处罚范围之内，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参与性质及其对于犯罪事实的作用个别化确定各自所应承受的刑罚”的处罚原则。[7](P426)

　　三、英美法系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的立法样态

　　就“为参与犯设定区别于实行犯的处罚依据”这一点而言，主要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共犯制度同样具有区分制的特点。笔者将对英国和美国刑法的共犯制度作简要评析。但首先需要提醒读者注意，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英美共犯制度的理解方法对于正确把握英美共犯制度模式及其内涵有不利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是借助“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来理解英美的共犯制度的，这明显受到了我国共犯制度观念的色染。其实，英美国家对于未导致实质犯罪的参与犯按照未完成罪来处理，导致了实质犯罪(substantive offence)的参与犯则可以直接按照共犯制度来处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属于同一刑事责任原则之下参与犯定罪和处罚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是由两种不同的刑事责任原则共同解决的。我们的理解方式显然会使得我们的认识片面化，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到“如何设定参与犯的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这一出发点之上，对英美国家的共犯制度进行全面考量。

　　(一)参与犯处罚根据之一：未完成罪

　　一般而言，英美刑法出于预防实质犯罪发生的考虑，设定了教唆罪(incitement/solicitation)和共谋罪(conspiracy)两种以参与犯为处罚对象的未完成罪。这两种犯罪均来源于普通法，其后被逐渐纳入制定法当中。在美国制定法上，到1980年将教唆罪规定为一般性犯罪的州已经超过30个，[8](P132)当然，有的州也有直接将其作为共犯处理的做法。[9](P111)

　　教唆罪是指通过引诱、教唆、刺激、要求、威胁或者施加压力等种种方法影响他人的犯意，促使他们实施犯罪行为。英国的教唆罪是在希金斯(Higgins)一案中确立的，美国的第一个教唆罪判例是1834年的希勒斯案。关于教唆罪成立，英美现行法律一般认为，教唆罪只要有教唆者的教唆行为即可成立，被教唆者是否同意没有任何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普通法上，对被教唆的犯罪性质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被教唆的罪必须是重罪，或者几个特定的轻罪，如妨碍公正审判、妨害治安、危害公共福利等。但在英国现行法当中，除了少数例外，教唆他人犯任何罪都构成教唆罪。这些例外是：(1)教唆他人共谋犯罪;⑩(2)引诱他人对犯罪实施辅助行为，如帮助、教唆、劝诱、促成;(3)被教唆者由于某种辩护事由实施被教唆行为不构成犯罪的。[10](P439)在美国现行法中，一些州法律明确限定被教唆的罪必须是重罪，但是绝大多数州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也是如此只要教唆他人实施犯罪即可构成教唆罪，包括教唆他人对犯罪加以辅助的情况，这一点与英国法律有所不同。关于教唆罪的处罚，在英国现行法当中，教唆罪的处罚随着被教唆的犯罪类型变化，如果被教唆之罪属于按简易程序审判的轻罪，教唆罪的最高刑罚就是适用于实质犯罪的最高刑期(11);如果被教唆之罪属于按起诉程序审判的重罪，教唆罪的处罚则委诸法官的自由裁量，除非制定法规定了专门的处罚条款。(12)后一情况下可能出现教唆者的处罚重于实质犯罪实行者的情况。在美国《模范刑法典》当中，采取了等价处罚的一般原则，即除了被教唆之罪是要被死刑的犯罪或者是一级重罪之外，对教唆犯按照二级重罪惩罚外，其他的教唆犯罪之刑罚与被教唆之罪的惩罚一样严重。同普通法的传统态度相比，制定法有明显加重教唆罪处罚的倾向。

　　共谋罪最早见于14世纪初的英国普通法，最初的判例主要是叛逆罪的共谋罪，后来共谋罪的范围逐渐扩大。到18世纪末，共谋的目标范围已经扩大到不一定非得是犯罪，以非法的行为为目的的协议或者协议使用非法的手段实施一种合法行为都可以构成共谋罪。对于这里的“非法的”一语，英美国家的解释非常宽泛，不仅包括了犯罪，而且包括了侵权的、腐化的、不诚实的、欺诈的、不道德的、严重违反公共礼仪等的行为。[11](P308)这主要是“结伙造就力量”(in union there is strength)、“共同犯罪比个人犯罪更危险”这样一种普通法观念的产物。普通法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有滥用的潜在危险，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英国法律委员会关于“共谋犯罪必须限制于实施刑事犯罪的协议”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赞同。[12](P85)根据英国法律委员会的意见，英国《1977年刑事法》(Criminal Law Act 1977)第1条第1款，以及对其进行修改的《1981年犯罪未遂法》(Criminal Attempts Act 1981)规定，以非刑事犯罪为目标的违法共谋罪被原则上予以取消，但保留了普通法上共谋欺骗、共谋败坏公德的处罚设定。(13)英国上诉法院在1985年的Hollingshead一案中，确立了“不存在实质犯罪共犯的共谋犯”的规则。[13](P376)美国《模范刑法典》明确要求共谋的目标犯罪(target offence)必须是刑事犯罪，大多数州法律遵从了其立法政策选择。但是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刑法典，仍然保留了传统普通法上的共谋损害公共健康、共谋败坏公德等罪名。[14](P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