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合量大而面广的盗窃罪来讨论问题。刑法第264条的盗窃罪定义：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为了确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的具体标准，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九百四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就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1998年3月26日，法发［1998］3号文《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与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两点不同，一是可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共同研究确定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二是要求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备案。

    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司法解释授权各地既可制定，也可不制定本地区的标准，灵活性太大，此其一；第二，制定的程序不明确，谁起草，谁审议，什么名称，公布在什么载体上，各地标准是否备案不一致。这主要是规定了具体数值，要适用于发展极不平衡的全国各地显然困难，所以又不得不授权，此缺口一开，数额标准的公开性、客观性大打折扣。某某晚报于2001年5月7日报道，该市政法委近日对盗窃罪数额的认定标准作了修改，由原来的2000元降到1000元，以遏制该市盗窃罪突出的治安问题。这是盗窃罪数额标准在实施中的一个真实写照和缩影。其实1980年刑法存在同样的问题，为了确定盗窃罪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4年11月2日发布了《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于1991年12月30日发出《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高憬宏发表在1992年第2期《人民司法》的文章“对《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的理解”中谈到修改数额标准的原因时，认为人民币的贬值，说明原盗窃罪数额标准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已相对降低，另外由于盗窃罪数额标准过低，造成盗窃案件量大面广，判刑人数多，其中被判轻刑的人数也多，审判任务相当繁重。还有一些地方，已不在执行《解答》的数额标准，一些地方相继提高了盗窃罪数额标准，这已损害了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因此修改成为必要。现行刑法施行后，如果要问一下全国各地的盗窃罪数额标准有多少，都是谁制订的，恐怕很少有人说得出来。

    2、其他数额标准的分析

    作为构成要件的数额标准有三种确立方法。第一，直接规定在刑法的法律文本中，如刑法第201条偷税罪，第203条逃避追缴欠税罪，第382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共4条；第二，对于法律本文没有规定的，为便于理解，便于执行，往往在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如为了确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的具体标准；第三，暂时没有司法解释的，则凭司法实践经验。包含数额标准构成要件的犯罪罪名有55种，参见附件1。可能是现实需求牵引，分析发现多发案件的数额标准的解释较细密，但一细密就不得不授权。因为同类案件发生越多，具体数的标准在实践中暴露的不协调就越明显，往往是加大数值的幅度范围或授权下级机关自订标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生效时间是1998年5月9日，第3条第三款“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若干数额、数量标准的规定（试行）》第一部分第（二）项第3条对挪用公款案也补充到“各高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一种方法数额标准是一种确定的集合，实施二值判断没有问题。第三种方法迟早会转化成第一种方法或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又难以将模糊集合转化成康托集合，往往留缺口，有类于“授权”，其表现形式花样繁杂，各种部门，各种层次的解释、决定、批复、回函，甚至内部文件，造成标准的不确定，公开性和透明性不够，影响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引起人们对法律的科学性的疑问。

    四、建议和对策

    1、引入数学的表现形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