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官僚体制能否保持运行顺畅是合作医疗能否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在政治动员和社会相对封闭的计划体制下，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或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证保健站比较有效率的运作，但是一旦离开了特定历史环境，若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则必须解决所有官僚体制共同存在的考核和激励等问题，而这一点我国尚没有好的办法，这一点因此也成为保健站的一大忧患。其实早在保健站建立不久以后，就出现了各种懈怠现象，根据我们的走访调查：走后门、吃关系药的现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当频繁地发生，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保健站的形象。

　　3.其他问题。例如。优质医疗如何复制和扩散的问题。在计划体制下，保健站只需要完成当地官僚机构制定的任务就可以了，它不会也不可能产生扩张的意愿，优质资源不能扩散就导致整个社会的进步缺乏动力。

　　二、Z主任访谈：合作医疗，耗费几何？

　　在做完在高平县米山村的调查之后，我们移师泽州。泽州县是山西省晋城市所辖县区之一，面积为2023平方公里，全县辖14镇3乡，总人口52万。其中农业人口约占90.07%，乡村人口占92.4%。全县土地总面积305.86万亩，其中耕地面积91.64万亩，占总面积的29.96%。根据2005年泽州公布的统计资料，该县主要经济指标分别为：生产总值达到57.5亿元，同比增长11.8%；粮食单产达到412公斤；粮食总产达到2.39亿公斤；财政总收入突破5亿元大关，完成5.52亿元，同比增长5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848元，同比增长11.5%，增速创建县以来最高。

　　2002年中央提出了在全国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晋城市泽州县在省合作医疗保险启动大会上被确定为试点县，并于2003年起正式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我们的后期调研就在这里进行。

　　县卫生局在一条很偏僻的街上，街的一边正在大搞拆迁，卫生局则在另一边的店铺民宅里露出一个小门脸。我们到达Z县以前，我们先期到达的队员已经设法与Z县卫生局取得联系。由于没有人脉，也没有很大的旗号，我们曾经担心吃闭门羹。还好，这儿的领导对我们几个学生很仁义。副局长把我们介绍给了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的Z主任。

　　Z主任修正了我们对官员(或者说官僚)的看法。这是一位40岁左右，胖胖的中年干部。前年他从卫生局抽调出来专门负责这一摊事情。跟他接触前我们预先准备的“对付”官员的各种方案均未排上用场。他很痛快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自始至终他没有打官腔。

　　图3 访谈Z县合作医疗管理中心Z主任

　　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合作医疗的运行成本。因为一项政策的推行绝非是没有代价的，只是我们现在还不习惯、也不擅长去核算。

　　合作医疗的管理运作机构是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现将可具体核算的显性成本支出大致列出，以泽州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及其下属的管理站为例(一个合作医疗管理中心+17个乡镇管理站)。

　　上面的核算仅是我们所想到的，肯定不是全部。此外有很多成本是很难核算的。由是观之，合作医疗不能不说是一个昂贵的制度。当然，现在毕竟还处于试点阶段，我们也不能苛求一步到位。毕竟，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制度环境较旧合作医疗而言更加复杂：基层农村组织和政治生态的变化、医疗管理体制的变化、农民差异性很大的需求和意识以及国家、地方不同的财政能力和意愿。

　　曾有人提议以农村来取代合作医疗。因为农民的10元保费要花那么大力气收上来却只能在农民个人帐户中积累着而无法事先社会共济。因此不如直接取消不收，而国家和地方财政的30元钱成立一个救助基金，直接对有需要的人进行救助。

　　这是一个简化的思路。从学术上讲医疗救助管理较合作医疗的管理简单的多。它不需要费时费力的宣传，不需要变相强制的、“引诱”农民加入。也不需要旷日持久的为每个农民建立并管理帐户和档案(尤其是哪些尚未事先计算机管理的地区)。医疗救助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到也算是一种替代性思路。

　　然而，医疗救助不是没有问题。首先就是救助资格的审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些人应该救助？哪些人不应该救助？划分的标准如何制定？地区之间是否应该有差异？此外，救助额度，救助范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救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和不公也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在农村其他保障措施尚未健全和相互配套之前，医疗救助会不会成为绿岛效应的牺牲品？截至2004年底，中国仅有8个省份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1206个县(市)，享受农村低保人数达到496.37万。但这个数字和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总数相比还只是个零头。此外，这八个省份均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一度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作用却令人生疑。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计算表》计算，投保2元/月的农民，交费1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仅够买10斤大米。没有相关保障措施协助解决其他保障难题，单纯的医疗救助就象沙漠中的一块绿岛，会慢慢的受到侵蚀，最后难免也成为一块不毛之地。

　　三、冷漠的村治

　　进入D村以前，我们小心翼翼，因为调研的问题中有些涉及干群关系的敏感话题。我们担心村干部闻风过来阻挠，或者给向导家惹麻烦。调查中，我们才发现这些担心不仅多余，而且可笑。

　　我们的访谈需要在D村进行抽样，由于这个村子的门牌号比较乱，我们打算先找村干部了解一下村里的基本情况。向导说，村长和支书基本不用考虑，因为他们合伙办了五六个高炉，天天在外边忙，就是他们的邻居也难得见到他们几面。村里的会计可能在家。

　　我们轻扣姚会计家的大红门，除了几声狗叫之外没有任何反应。喊了无数声“姚会计”大门依旧紧闭，我们只好悻悻而归。晚上有幸拨通了姚会计的电话，他说他第二天有个会，没有时间跟我们谈。我们问他何时有时间，他让我们第二天来到村里再找他。第二天，我们如约而至，门终于开了，挺干净的院落，中央是一课长满红皮梨的果树。但是姚小姐告诉我们她爸爸出去了，具体去哪儿了她也不知道。我们请她转告姚会计我们次日上午在来拜访。当我们再去的时候，姚夫人告诉我们姚会计搓麻去了……一直到我们在这个村子做完调查，我们都没见到传说中的姚会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