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在公司的设立、经营、治理乃至于公司解散清算等环节大胆放手鼓励公司与股东自治，扩张公司的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而公司自治的主要手段是公司章程自治。新《公司法》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作出个性化设计。例如，第13条允许公司章程自由选择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第16条对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授权章程自由规定既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也可以由股东会作出决议。

　　如，旧《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了公司转投资的限制。该限制严重妨碍了许多公司的投资业务拓展，在实践中颇受企业界批评。许多公司面临着营利前景甚好的投资项目望洋兴叹。不少商人对于“百分之五十”的限制比例的立法理由及其妥当性表示疑问。而且，该条规定看似天衣无缝，实则不然。不少铤而走险的公司违反该规定而开展转投资活动，但公司登记机关难以及时掌握必要的信息，致使这些公司仍能顺利通过年检。为了鼓励冷暖自知的公司大胆开展投资活动，新《公司法》第 15条彻底废除了转投资限制。

　　再如，旧《公司法》第41条和第177条第4项硬性要求按股东出资比例(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配股利立法态度毫无变通余地。实践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公司章程中一人一票的股东会表决方式、股东自愿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合法性亦存在不同认识，严重破坏了股东的投资预期和契约自由精神。新《公司法》将上述规定由强制规范转为倡导性规范。具体说来，第35条明确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第167条第4款亦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人合性约定，股东之间不按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出资90%的股东可分取60%股利，出资10%的股东可分取40%股利;也可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此外，为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强公司的竞争力，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废除了法定公益金制度。

　　四、新《公司法》是一部兴利除弊兼顾的安全型公司法

　　与旧《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不但兴利功能凸显，而且防弊除弊功能更加周密。例如，新《公司法》大幅降低最低注册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方便企业和公民投资创业，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作为“前端控制”模式预先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客观上遭到削弱。为缓解注册资本门槛下调引发的债权人保护危机，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引进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对债权人保护采取“后端控制”(事后救济)的立法新思维。

　　又如，转投资限制的放宽客观上会带来股东与债权人保护的新挑战。例如，公司转投资政策的自由化有可能带来相互持股现象，以及相互持股公司的管理层狼狈为奸、滥用控制权与关联交易的现象;债务人公司为恶意逃避债务，有可能把优质的方便执行的资产投资于不良公司，从而换回不良股权，从而迫使债权人在不良债权与不良股权作出艰难选择。因此，新《公司法》也规定了相应的救济之道和替代性、配套性、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如强化公司高管人员和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及责任追究机制等。

　　再如，新《公司法》在顺应民意规定一人公司制度的同时，为更好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风险，设计了多项防弊措施：(1)比股东多元公司更高的注册资本门槛(10万元人民币)，且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章程所载出资额。(2)“计划生育”政策。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家一人公司，且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3)名称披露要求。一人公司应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4)特别股东决策要求。一人股东行使股东会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权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5)法定强制审计。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应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6)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根据新《公司法》第64条之规定，倘若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我国对国际公司法的一大贡献。

　　为维护交易安全，新《公司法》还注重运用信息披露手段保护交易安全。例如，该法第6条第3款之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第165条要求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当然，广大债权人亦应转变过分依赖公司注册资本的固有观念，重视运用知情权、担保手段和其他契约手段实现自我保护。

　　五、新《公司法》是一部强化投资信心的护权型公司法

　　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水平是检验一部公司法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但旧《公司法》对股东权的规定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为了振作股东的投资信心，新《公司法》牢记强化股东权保护的首要立法宗旨，不仅在总则中的第4条重申了股东的常见权利，而且将股东权保护的精神贯穿于整部法律。既强调保护股东的自益权(财产权利)，也强调保护股东的共益权(监督与控制权利);既重视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也重视程序法律规范的完善;既囊括股东身份取得后的权利保护问题，也覆盖股东身份取得过程中的权利保护问题;既覆盖了公司正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保护问题，也要照顾到公司购并重组时的保护问题。

　　就股东自益权而言，新《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知情权是股东行使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手段。保护股东知情权等于抓住了股东权保护的牛鼻子。但根据1993年《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财务会计报告又易造假，股东查阅上述文件并无实益。而对股东最有意义的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办公会的会议记录、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等则无法查阅。为此，新《公司法》的规定意义重大。第72条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自由更具有弹性。第75条首次确认了股东的退股权。例如，倘若发生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情形，反对股东就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第76条明确允许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由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83条首次确认了出现公司僵局时股东享有解散公司诉权：“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