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赖、信赖利益与责任

　　1、信赖(reliance on promise)与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

　　何谓信赖?这个问题与信赖利益的概念一样令人迷惑，按信赖一词系“美国法所创建”[1]，因此，其基础含义只有在美国法所创建语境下才能比较得到正确理解。在美国法中，信赖乃是基于对允诺(promise)的一种期待态度，因而对允诺的违反使受允诺人感到“他被剥夺了一些属于他的东西”[2]。因此，信赖实际上涉及的只是一种期待，在这种期待中，并未涉及是否有损失的问题，在信赖中加入损失的问题，将混淆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区别[3]。

　　关于“信赖利益”，自富勒发表了《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之后，引发讨论几十年，迄今难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4]，与此种消极利益相对应的是积极利益，即所谓履行利益，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生之损失，富勒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称之为期待利益。这是一种因信赖而已经支出的既存利益。

　　根据前述界定，我们可以认为，信赖是产生信赖利益的前提，但此种利益不是指当事人因为信赖而获得了某种积极的收益，正相反，它特指当事人因信赖产生了相应的支出，包括财产上的和机会上的，只有在这种支出获得赔偿或补偿时，“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以叫做信赖利益”[5]。

　　2、信赖、信赖利益与缔约过失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追究缔约过失者的责任?通说认为是因为缔约过失行为违反了，而此种义务乃源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6]。我们认为，这一答案只回答了一半，只是说明了缔约过失者应承担责任的法律和法理依据，而没有涉及“缔约过失责任”这一法律制度的规范目的，也就是没有回答责令缔约过失者承担责任所欲达到的法律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何在?

　　我们认为，这个目的是使受允诺者“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相同的处境”[7]，是对受允诺者因其信赖而支出的成本进行赔偿或补偿，这种赔偿或补偿即是信赖利益，置言之，责令缔约过失者承担责任是为了保护信赖。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乃是对受允诺人信赖的保护。

　　二、保护信赖的理由

　　缔约过失责任的目的在于对信赖进行保护，那么，一个社会需要耗费成本去保护此种心理的目的何在?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基于社会心理需求的制度供给;

　　既然信赖是一种 “善良的心理状态”[8]，而此种心理状态又“相对来说是千篇一律的”[9]，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全社会因此产生了“保护信赖”的普遍需求，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然应回应此种需求而提供制度供给，否则，大多数受允诺者都将因害怕遭受损失而失去对允诺的信心，进而威胁到整个合同制度的存在。

　　2、维护信用;

　　现代市场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流行语言谓之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最大功用在于消除现实产品和将来产品之间的时空间隔，从而极大地节约了交易的时间成本。如果任何交易都必须以实际存在的产品为标的，就会出现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低效率局面。而对允诺的信赖乃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信用，法律保护信赖也就保护了信用，保护了现代市场经济。

　　3、作为一种财产的信赖;

　　信赖与普通财产相比，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即未来使用、收益的可能性，任何财产在不直接使用、收益时，都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比如一辆汽车，对车主而言，在上车前，其作为财产能否提供驾驶运载的功能，仅仅是一种可能，同样，信赖可能带来的收益也是一种可能性，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信赖的收益可能性得以实现需要更多的时间。

　　既然信赖本身具有作为财产而使用收益的可能性，法律作为保护公私财产安全的基本制度，必然应对信赖予以保护。

　　三、信赖保护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赔偿范围

　　寻找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范目的，其基本意义在于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及赔偿范围，从而为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行为法在适用上划清界限，以实现民法制度的内在和谐。

　　1、由于缔约过失责任系以保护信赖为规范，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必须以产生信赖作为边界，从而厘清并协调与侵权法的适用关系，实现民法制度的内在和谐。

　　关于侵权法与缔约过失责任在适用上的重叠与交叉，最经典的案例是德国1911年帝国最高法院关于顾客购买油布地毯被砸伤一案[10]。在该案中，法院以百货商店在契约缔结之际有过失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案中，受害人既可以选择侵权赔偿，也可以选择缔约过失赔偿，因此侵权法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发生竞合。[11]

　　我们认为，如果认为信赖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规范目的，那么本案的判决理由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受害人的信赖中，不可能包含了被伤害的意思。此外，本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受害人中，有一位是顾客的孩子，此时，孩子所受的伤害与缔约何干?

　　我们认为，本案实际上混淆了侵权法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范功能，扩大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其判决理由游离了缔约过失责任的规范目的，破坏了民法制度的内在和谐，会出现在缔约过失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极端情况。

　　论者或许认为，此类案件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可以排除雇主在侵权法中以已尽选任监督之责而进行抗辩的可能性[12]。但此种理论上有理的理由，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按照王泽鉴先生研究，在其“查阅所及的资料中,尚未发现有雇用人举证免责成功的案例”[13]，因此前述免责要件“不过是立法者的良好愿望而已”[14]，不足以作为扩大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理由。

　　2、由于缔约过失责任希以保护信赖为规范目的，因此缔约过失责任应当以履行利益作为赔偿的最大边界，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利益以外的利益产生信赖。这一界定可以较好地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对信赖方而言，他可以安心地基于信赖从事行为，对于允诺方来讲，他可以知道自己最大的赔偿责任，从而可以在算计利害后，作为类似效率违约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