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卖肾者多是‘90后’，他们大多急需用钱，有的是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其他的债务，年轻和急需钱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点。”“山姆哥”说，“事实上走上这条路的人并不是完全养不活自己，而是觉得这种方式来钱快。而一旦在这里等了这么久，要放弃也并不容易。加之身份证被收缴了，身上连路费都没有，除了卖肾，他们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想走也走不了。”吕卿的供述里承认，他们会收缴卖肾者的身份证。“这是为了抽血和买票方便，如果他们想走来要，我们也会给他们的。”

　　出租屋的流动性很大，供体像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然后又会有新人及时补充进来。“来了新人我们就像欢迎新同学一样，里面的氛围跟大学宿舍一模一样。有些人爱睡懒觉，别人会帮他盛好饭端到他的床头，等他醒了再吃。有烟了大家分着抽，虽然都是大前门、红三环、雄狮、红梅等两元一包的廉价香烟，但即便是这样，烟也很快会抽完。大家把八宝粥的罐子改造成烟灰缸，绑在床头。如果有人身上有了一点钱，还会请大家喝可乐。”

　　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背后是每个人都曾有遇到困难祷告无门的经历。让“山姆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甘肃小伙子杨国，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想复读的他决定去苏州一家手机外壳生产线厂打工养家。他在工厂宿舍里与人发生争执，推倒对方致人受伤，结果赔了一大笔钱，本想过年回家也没钱回去了。“出来前我跟我妈说，要挣钱养活你们，结果一分钱没挣到，反而欠了一屁股债。我妈一接我的电话就哭，她说想我。”杨国于是想到了卖肾，“即使钱再少也是我挣的，想给家里人一个交代。”他卖肾后还想给女友买个手机。“在老家穷的时候，她把她爸爸给的摩托罗拉手机卖掉换了200块钱给我。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只吃一包挂面，5块钱就能熬过一周。”

　　这些卖肾的年轻人每天的等待都在打牌、昏睡、闲聊或网吧中度过。聊天中最受大家欢迎的话题是拿到钱后怎么花。“很多人都会想拿到钱后先去大吃一顿，然后去买这个买那个。大家每天都在幻想着，安慰自己再怎么难熬都得熬过来，幻想通过卖肾给自己一次机会，一次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机会。”“山姆哥”还记得，出租屋里的一个山东人听到终于可以出发卖肾时甚至高兴得蹦起来。“他冲到卫生间洗了头，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望给患者留下一个好印象。他怕被患者拒绝，让他继续等待。”

　　为了尽量压低成本，所有卖肾者的伙食费只有40元/天，在大家的集体抗议后才提高到55元/天。“饭都是卖肾者自己做，一个南京来的大学生当厨师，我们都叫他‘厨师长’。每天吃两顿，中午和晚上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间或有豆腐，肉就根本没有吃过。”少得可怜的伙食费也有“腐败”，大家后来发现，“厨师长”每天都有鸭腿吃，有可乐喝。“5月23日，厨房没油了，只能用老干妈辣酱的一点红油下锅炒土豆丝，而白菜则是完全的干炒。”即便是这样的饭菜，依然被大家一抢而空。

　　看似松散、开放的出租屋里，“东哥”吕卿仍然警惕性颇高。“山姆哥”说，他经常拿着手机假装在玩“斗地主”，趁他们不注意就打开相机拍照。“有一回‘东哥’突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要我把密码解开，我吓得冷汗都出来了。我解开密码后，他拿着我的手机在屏幕上滑了滑，我赶紧点开‘斗地主’，说这个东西好玩。他听完可能觉得我比较幼稚，就把手机还给我了。”“山姆哥”说，他原本想等到“发货”再撤出来，但配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而随着卧底的时间延长险情也不断出现。5月28日，在卧底的第15天早上，他拨打了110报警，随后借机逃走。“走之前，我跟杨国说了实话，把他也一块儿带走了，并给了他一笔钱。”

　　吕卿的团伙被端掉后，派出所给出租屋中每个等待中的卖肾者发了500元钱，让他们回家。“他们中有一些人骂我，甚至有3个人拿着这笔钱换了个地方还是把肾卖掉了。但庆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回家了，没有再去卖肾。他们的生活可能在短期内会更困难，但我仍然相信自己没做错，因为一旦上了手术台就没有办法后悔了，不仅没有钱，反而连基本的健康都没有，生活就会变成一条不归路。”“山姆哥”对本刊说。

　　(文/贾子建、邱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