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第一届百姓参政会进行，图为与会者合影。集会会议决策促请当局从速完成遗产税立法。

日前，征收遗产税的话题激发了普及热议，媒体争相报道，有的网站乃至配置了主题观测，让网友对此颁发意见。

不外，与媒体的热议气象对比，官方对付遗产税的信息透露，今朝还只是本年2月宣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派制度改良的多少意见》中所称“研究在适其时期开征遗产税题目”。

而汗青上，中国于1940年初次开征遗产税，但因汗青缘故起因，遗产税法天赋不敷，后天失调。施行未久，又逢战事，遗产税法终沦为一纸空文，淡出汗青。

北洋年月的遗产税胎死腹中

追溯汗青，遗产税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期间就曾开征此税。公元前26世纪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为筹集军费，命令对担任的家产征税；古罗马时期的遗产税，源于公元前6世纪拟定的朱利安法。中世纪欧洲各国广泛对遗产征税。

近代的遗产税，发源于荷兰，时刻是1598年。英国、法国、美国别离于1694年、1703年、1797年开征遗产税。从此，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纷纷效仿，开征遗产税。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国度征收遗产税的目标依然是筹措战争经费，战后即停征。美国汗青上4次开征遗产税，都与战争有关。20世纪往后，遗产税慢慢成为各国一个牢靠征收的税种。

反观中国汗青，从夏代算起，税收汗青不下四千余年，唯独不见遗产税的踪迹。直到清朝末年，西风东渐，梁启超盛赞遗产税为最良之税则，足以均贫富之负荷，为中国应采的十大税种之一。

民国肇建，经纬万端，军政开支浩荡，国度财力捉襟见肘，财务寅吃卯粮，摇摇欲坠。有人发起，仿效英美等国开办所得税、遗产税，增进财务收入，以解燃眉之急，开征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

1912年9月，北洋当局财务总长周学熙向参议院陈诉财务施政目的，正式提出开征遗产税方案。11月，北洋当局奉行第一次税制清算，将遗产税列为拟新设立的税种之一。周学熙以为：“遗产税对付举动而征收，即为中国历来未有之税目，而又无一再之可虞，且实施累进课征，与公正之原则既符，而亦达遍及之目标。英德刷新税制，即因此税，告厥乐成。”

次年11月，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熊希龄，再次抛出征收遗产税主张。在内阁宣言书中，他振振有词：“整顿财务的治本之策有三，其一是纠正税制，就现行诸税择个中最繁苛厉民者裁汰之，同时略参以国度社会主义，添设新税，求国度增进收入而民亦间接管其利。”打算回收的新税目就包罗遗产税。同时发布《分别国度税处所税法(草案)》，将拟开征的遗产税划为国度税。

1912年至1914年时代，法国汉学家北洋当局社交参谋铎尔孟提出《遗产税说帖及略例》，大作舆论筹备。他以为：“担任的遗产属于傥来之物，而非劳动所得，对此抽取什一以供国度之用，当无不乐从，此税仅在秉承遗产时征收一次，更非通俗钱粮之比，各国均以遗产税为深正当理，而且早经实施，成效卓著，此税揆之中国气象，尚无窒碍难行之处。”

财务部次长章宗元拟出《遗产税征收据例(草案)》，提议当局速速开征遗产税，来由是“遗产税系分富民之有余，而不加穷人之承担；取之于未得之家产，使纳税者不觉严苛；惕之以权力之生死，使纳税者不敢遮掩”。并且，他主张立法从宽，只对嗣子担任征收遗产税，亲生子天然担任遗产不消缴税；同时仅对不动产举办征税，起征点为1000银元，回收比例税率、扣除债务、丧葬费等。

1915年，总统府的财务接头会在参照章氏版本的基本上，制定了《遗产税条例(草案)》。这份草案中划定：以嗣子为纳税人；遗产1000银元以下者免税，遗产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合族义庄者也可免税；担任遗产1000银元以上者，凭证5%的税率纳税；担任遗产10万银元以上者，凭证10%的税率纳税。

这份草案简朴至极，不外630字阁下，个中，对遗产税最根基的征收措施、遗产申报观测只字未提。由于没有类型的申报观测措施，没有独立的征收系统，反而赋予处所官厅以督察权柄恣意征收税款。

在参议院审议通过期，对草案提出批改意见：创办遗产税该当遵循两条根基原则，一是明日亲的税负该当轻于远亲；二是大额遗产的税负该当重于小额遗产。详细修改意见是：对付亲生子的担任也要征税，征税家产包罗动产和不动产，未成年担任人的成婚教诲用度可酌量扣除，免税额定为3000银元，回收1%至9%的累进税率。

开征遗产税，北洋当局的起劲立场不出料想。遗产税对付国度财务来说“收入大而靠得住”、“手续简朴而用度少”且“无转嫁之弊”。而公众的回声则空前热烈，这与舆论宣传维妙维肖大有相关。遗产不是劳动所得，富家后辈担任大量遗产，人给家足，轻易养成依靠性，且遗产纠纷触目皆是。免去家庭间的争端、免去百姓的依靠性、免去贫富阶层之悬殊的遗产税，遗产税俨然成为劫富济贫的天使，故公众支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种环境下，遗产税的征收好像已经板上钉钉。可时事动荡，军阀分裂，兵连祸结，遗产税一事，如一场春梦了无痕，无疾而终。

百姓当局遗产税立法一波三折

1927年，百姓当局定都南京，再次提出开征遗产税的题目。8月财务部提出《遗产税暂行条例意见书》，报送百姓党中央政治集会会议审议。颠末接头，思量到担任法、户籍法与家产挂号法等相干法律尚未发布，坚苦重重，抉择暂缓执行。1929年，百姓党颁布衙魅政时期百姓当局施政大纲，包罗奉行遗产税等内容。次年，百姓当局发布《财务出入体系法原则》，划定拟开征的遗产税为共享税。

但同年10月，美国参谋甘末尔为首的财务部计划委员会沉着提示，中国此刻不宜实施遗产税。来由是中西国情差别过大，国人关于家属和贸易的见识、风俗以及财富挂号制度均与西方差异，纵然中国开征，也不会有什么成效。这一当头棒喝，让主政者如梦方醒，好几年无人再提遗产税。

193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财务部思量到战时财务题目，制定《遗产税法(草案)》。次年，《财务出入体系法》出台，将拟开征的遗产税从中央与处所分享的共享税，改为中央税。1936年，百姓党中央集会会议通过《遗产税原则》。不意西安事务发作，立法院停会，遗产税法胎死腹中。

1937年“七七事务”，抗日战争打响，富庶之地先后沦亡于对手，国府收入锐减。经济学家何廉、马寅初纷纷提议开征遗产税，支持当局恒久抗战。1938年，百姓当局立法院通过《遗产税暂行条例》，从此延续发布配套礼貌，于194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细看汗青，酝酿了28年之久的民国遗产税一波三折，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