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匡政：要父亲，还是要法律？(2009-06-19 09:01:03) 标签：孔子 儒家 父子相隐 文化 叶匡政：要父亲，还是要法律？ （《南方周末》2009年6月11日，专栏“我行我儒”） 前两年，有个女大学生举报父亲包养情妇，坊间引起巨大争论。此事是值得讨论，辩白清楚了，我们对人伦或法律都会有一些更为明智的认知。早在《论语》中，就有同样的故事，几千年来常常引起各种争议。 这个故事，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叫“证父攘羊”，攘的意思为窃取。楚国有个高官称为叶公，他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了。孔子听后说：在我们这里直道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才在其中啊。朱熹对这个故事的批注是，父子相隐，这是天理人情的必然，所以不求做个直道而行的人，直道也就在其中了。 过去人们多讲孔子的恕道，很少言及直道，其实直道在孔子思想中，是一个重要概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的是父子亲情，你知道2011年劳动法。这种亲情在孔子观念中源于自然，也就是基于天道而来的。所以直道表现了人的真性情，冯友兰对直的解释是“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乃是一种率性之道。儿子不愿为父亲作证，是不忍心看到父亲受惩罚，而指证父亲偷羊则违背了至高的血亲之道，隐瞒此事反而成了合乎直道的行为。孔子说这个问题，是从人性角度来说的。 而叶公说的直道，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说的。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的需要，不论亲疏都应加以坦白。几千年来，这也成为一些人诟病孔子的地方。 其实在欧美法律关系中，也有沉默权、和至亲家眷不用互相举证的规定。这个规定不是担心串供，目的仍是希望不损害到人的亲情。当社会没有人伦之情作为基础，亲情都无法信任时，法律的严明也就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在澳洲，有类似司法案例，父亲倒卖毒品，女儿知道毒品所藏之处，但拒不向警方交待。于是警方以包庇罪起诉女儿，法院最终判女儿无罪。理由简单，要保证社会中的人伦和亲情不能受到法律的伤害，否则，交通事故。危害性甚至大于刑事犯罪。因为警方完全能通过其他方法来获得证据，没有必要非得一定从女儿身上寻求突破口。 《孟子》中也有这样的故事。桃应问孟子，假如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舜作为天子，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舜应该将天子之位像扔掉破鞋一样抛弃了，然后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找一个海边住下来，一辈子会非常快乐的，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忘掉。孟子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前提，就是舜要抛弃他的天子之位，因为天子之位是有社会属性的。当舜不再是天子，而只是一个儿子时，他就可以把尊天道、循人情作为自己人生最高准则了。而且这样，他会非常快乐的，因为他让亲情超越了天子之位所带来的尊荣。 儒家思想中，更为推崇的是一种价值的自觉，也就是说对一切秩序的遵从，需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给你的。孔子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认为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不能解快所有问题。人伦秩序是一个社会基础，对它的尊重，甚至要超过对法律的遵守。一个社会中有了讲求人伦、内省的人文氛围，那些有意犯罪或犯了罪的人才会真正生出羞耻，才能真正带来社会环境的改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孔子才会认为“父子相隐”是合乎道义的。 这里，不是说亲人间就一定要纵容姑息彼此的罪行，而是认为举报之责，不应出现在父子之间。亲人可以用劝告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错误，但如提倡亲人之间互相监视或告发，只会加快损毁一个社会的基础。三十多年前，那个相互告发、大义灭亲的年代，就曾让很多人丧失过对生活的信心。中国早自秦汉年代，就有过一些律法，对出自亲情本性隐匿至亲的罪行，肯定了它们的合理和正当性。(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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