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要取消“医疗倒置”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就此话题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首次回应：“医疗举证倒置”带来的负面效应已渐凸现，这一法规是否应取消，必须认真论证。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对“医疗举证倒置”的理由无非有两点：第一，导致了过度医疗，加剧了医患矛盾。医院为了规避风险，会对实施防御性医疗，比如过度或干脆不作为。如一个喉咙痛、乏力的感冒患者，本来一般治疗就可以，但为了今后能举证、能自我保护，尽管不是医疗需要，还是会让患者拍胸片、查喉镜甚至做骨髓检查、CT等大包围的详细检查，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病人的费用。第二，医疗举证倒置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疑罪从有”。只要患者告了医生，先假定医生是有过错的甚至有罪的，医方必须找出可靠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洗脱罪名。这跟法律上已普遍采用的“疑罪从无”原则相违背。

　　过度医疗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举证倒置。道理很简单，即使患者举证，医生也要防御型医疗，笔者曾经做过医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在举证倒置实施之前，过度医疗就存在，过度医疗主要症结医方要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有一部分是医疗政策不合理导致的。比如：以前规定药费不能超过多少比例，超过部分上缴，但是“以药养医”的医院的对策是多开检查费用。在笔者看来，把过度医疗作为废除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是“欲加之罪”。而要靠废除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来遏制过度医疗，将之作为减少医疗纠纷的法宝，当然只会南辕北辙，也注定难以取得任何积极效果。

　　至于说法律上已普遍采用的“疑罪从无”原则是不准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仅是刑法领域采用的归责原因，在民法等私法领域并不适用。众所周知，过错原则是民法领域通行的归责原则，既有过错方承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无过错亦承担责任)。就举证责任而言，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考虑到强弱势，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这基本上是一个国际通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不但不是疑罪从无，恰恰是“疑罪从有”。因为医疗机构显然比患者具有更加强大的举证能力：患者一不掌握详细的诊治资料，二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只能对所受损害与医疗行为之间作出感性判断，肯定无法提供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专业证据。且医疗行为本身既可治病亦可害人，将举证责任转嫁给患者，不仅有违公平原则，更有将医疗致害无罪化的嫌疑。即使实行了举证倒置，患者的弱势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据《人民法院报》最近报道，在举证倒置规则实施后，患者胜诉率不仅没有因此上升。医院作为专业的诊疗机构掌握着专业信息优势，即使医院确有过错，由于能够证明诊疗行为的证据都处于医院的控制之中，医生也知道如何篡改病历、甚至销毁不利于医院的证据，从而罗列出证据证明医院并无过错和因果联系。如果废除医疗举证倒置，只会加重医患矛盾，而不是减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浙江兼广东教学中心主任盘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