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首要的是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在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医改方案的‘一个大厦’‘四梁八柱’。‘一个大厦’是指要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四梁’是指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了支撑这四个体系，我们有‘八根柱子’，包括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等。”
3月23日下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卫生部长陈竺用生动的语言向中外嘉宾形象地阐释了万众关注的中国医改方案的主要内容。这段话的不同凡响和可圈可点之处在于，这是陈竺作为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卫生部长首次在大型场合公开亮相时的悦耳之言。
其实，此次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成员携带公众期待的丰富信息首次亮相并非陈竺大规模吸引国人眼球的第一次，早在2007年6月29日，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9年来首次获任政府部长的无党派人士而聚集了无数的闪光灯。那一次的任命还使他成为继当时的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非中共人士。 
当时，中国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的理由中曾评价陈竺说，“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开拓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善于合作共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这样表示：医疗。“对陈竺的任命，是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信任的又一体现。” 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举措。
这位保持无党派身份的部长获任9个月以来的履职表现究竟如何呢？从某种角度说，他等于是以此份经过他的团队深入调研和精心绘制的医改方案，在此次“发展论坛”上公开向国人做出汇报，以静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臧否。
陈竺在是日的发言中表示，经过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努力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到2020年，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成“一个大厦”“四梁八柱”的构筑。
他强调，为达此目标，要从六个方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是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出资、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服务来完成；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力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中央和地方要增加卫生投入，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政府投入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新增部分重点用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二是优化城乡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对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预算管理。
三是改革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全行业管理，严格医疗机构准入运行、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四是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到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到所有农村，并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到201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所有城镇从业人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开。
五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体系，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等方式，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规范基本药物使用，完善药品储备，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六是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公共卫生和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培养、输送和吸收。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定向培养农村适宜卫生人才，制定鼓励优秀卫生人才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医疗。培养中医药人才，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较大的医疗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小，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

    面对即将出台的第6次改革方案，梳理过去5次改革的得与失，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走向清晰可见。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

    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医疗。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被列为“典型”。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32万家。

    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而医改话题被真正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 ”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这两则新闻的发布，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医改的激烈争论和大讨论，并且关注热度持续升温，所以，这是医改风云变幻的一年。

    2007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情况，医疗改革进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医改方案将提交2008年3月的“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