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提供养老金的青年人群比例缩小，不少父母将被置于家庭养老危机之下。
近日，在全国
第三届老人院院长上，专家们对未来的养老形势表示担忧。北京市老龄委的调查发现，49.8％的年轻人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而据民政部门，有3250万的老人需要长期护理。上海市一些职工反映，他们请假照顾住院或病卧在床的父母，企业裁人时竟首先被责令下岗。专家认为，合理照料老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去年1月，重庆市天一坡区石坪桥街道“空巢”老人唐贵芝突然犯病摔倒在家中，一天两夜无人知晓。邻居发现后将老人送往 医院，一天后老人去世。如今，像这样的“空巢”悲剧越来越多。据调查，北京、上海老年人家庭的“空巢”比例分别达到34％和36.8％。北京市安德里社区老年人家庭55.63％是“空巢”，沈阳市铁西区康宁社区和太原市杏花岭区锦绣园社区“空巢”老人分别高达73.18％和71％。
老年人的残疾问题也日益凸显。目前，全世界老年痴呆症患者每年以460万新增病人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7秒钟就会增加一个新病人。预计到2030年，我国80岁以上人群中的老年痴呆患病率将达到30％。
与“421”家庭、“空巢”家庭、老年残疾问题相伴而来的是巨大的长期照料服务需求，专家认为，未来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机构养老必将是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
然而，我国的养老服务机构目前还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仅为0．84％，也就是说，1000位老拥有8张床位。2006年底全国城市福利机构的年末床位只有41.9万张，农村床位89.5万张，相对于全国1．4亿老年人口而言，这样的数字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论坛上，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向代表们说起了一些地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不少生活危困、急需享受社会福利的老年人排队等候进入为数不多的公办养老机构，另一方面却是地方政府建设的豪华养老机构争相攀比，低收入的老年人根本没有能力入住。
而各公办养老院争相攀比建豪华的现象更加剧了床位的紧张，调查显示，新建养老院的造价，每张床位数核定在5万~9万元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7万~18万元。据专家介绍，这些高档养老机构大都不计地价和造价，需要政府每年予以补贴，而按照现有运行模式，政府补贴其实是让有钱的老人受益。争相购买和入住的大多是经济实力较强、状况较好、年龄相对较轻的老人，而真正养老困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还是得不到关怀，造成事实上的分配不公。
与上述现象并存的是，全国还有1／3的城市街道办事处和接近一半的社会居民委员会没有建立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更不用说农村乡镇。
方嘉珂提出，应对老人院进行分类管理，养老机构应在行业内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譬如专门建立能收养失明老年人、痴呆老年人及需要临终关怀的老年人的专业机构，对老年人提供不同层级的服务。他介绍说，在香港地区，养老服务机构就划分为老人宿舍、安老院、安老院、康复院和临终关怀院5个级差的安排。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女士认为，政府应重点支持专业护理老人院，一方面民政部门和护理院可以设立审查制度，确保进入专业护理院的老人符合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资金、设备和人才方面的支持，还可以建立专业的护理院行业协会，更好地、规范、管理专业的护理人才。
郑斯林委员:计划生育只是社会老龄化原因之一
2007年03月11日 06时28分 |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郑斯林、潘贵玉、李宝库、李伟雄、杨魁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老龄化问题
现状：中国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郑斯林在回答有关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的问题时说，据2005年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
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老龄化有四个特点：老龄人口多、老龄化进程快、生产力及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历史欠账较多。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包括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医疗费用加大等。
应对：公共财政向应对老龄化倾斜
郑斯林说，对于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重视民生问题，公共财政向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化方面倾斜。他说，中国正在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目前全国有4600万人领取养老金，去年给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每人增加了169元。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养老金支撑体系，形成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2700亿元的战略储备、8%的个人账户“四足鼎立”的局面。实施这些措施后，老龄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农民养老问题
现状：农村“未富先老”现象普遍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魁孚在回答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时说，目前农村人口“未富先老”现象普遍，再加上目前整个农村还没有建成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养老、医疗服务、社会服务问题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儿女养老模式正面临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一些地方试行了农民养老保险，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激发起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应对：建立农村养老机制
杨魁孚说，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作为民心工程抓好，把建立农村养老机制、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考核指标之一。
他认为，要依法保护老年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发挥土地养老的保障作用。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应提倡在全国农村普遍签订赡养协议书，并对其强化社会化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政府指导、舆论引导、典型带动和基层组织保证作用，把家庭养老提高到新的水平。
○老龄化与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只是老龄化原因之一
在回答老龄社会是否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问题时，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潘贵玉说，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出生时，中国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数量增加。而近30年来，中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少儿人口及其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则相对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
郑斯林的看法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实行计划生育有关，但计划生育只是中国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建国初期的高生育水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以及近30年来生育率降低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将会面临更现实、更急迫、更严重的问题。(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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