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生育政策调整_中国法律网5Law.cn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必须摒弃既往的“部门决策”体制，走向社会决策，并强化公众参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的公布，为人口学界和公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以廓清生育率估计的重重迷雾，加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我的判断是，中国人口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生育率早已很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妇女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所谓世代更替水平，是指在目前死亡率水平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2.1个孩子。在该水平上，一国总人口动态稳定）。但苦于缺少较为准确的基础人口数据，中国生育率究竟有多低？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调整？都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六普”发布了新的基础人口数据，人们从中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并未如官方估计那么高，人口总量峰值大大低于此前预期，抵达峰值的时点也进一步提前。这为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提供了更多数据和事实的支撑。
中国总人口不会超过14亿
“六普”数据显示，截至普查时，中国总人口为13.40亿人。这不但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2010年13.7亿）近3000万人，也低于联合国2008年版中国人口“低方案”预测结果（13.54亿）。

1990年-2000年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7%，2000年-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下降至0.57%，仅及1990年-2000年间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多。由此可见，中国人口惯性增长速度大大降低，人口快速增长早已成为历史。
“六普”时，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91个百分点，出生性别比由2000年的116.86进一步攀升到2010年的118.06，上升了1.20个百分点，远远超出103-107的正常值范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六普”发现，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平均家庭户规模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44人缩减至3.10人；城市化率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22%迅速提高至49.48%，年均提高1.33个百分点。
按“六普”0-14岁人口比例16.60%推算，1996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的年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4左右。按2000年与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推算，2000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的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55左右。官方公布的“六普”漏登率仅为0.12%，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据此可初步断定，2000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40-1.60之间，2010年时极可能已不足1.50。
未来中国妇女生育率还会持续走低。假设2011-2100年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维持在1.40（低方案）、1.50（中方案）与1.60（高方案）的水平上，对2100年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如下：
低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75亿，于2020年前后出现；中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86亿，于2022年前后到达；高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98亿，于2023年前后抵达。无论哪种预测方案，中国总人口峰值均不会超过14亿，不仅大大低于此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估算的15亿左右，而且峰值出现的时间也比该报告预估的提前至少10年。
1950年-2100年间，中国总人口的变动轨迹就如同“过山车”。即便乐观估计，到2100年时，中国总人口规模也将缩减至7.5亿以内。也就是说，经过150年时间，学习婚姻。中国人口数量极可能由“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人口爆炸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早已拆除。
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加剧。19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并仍将发生巨大的变化：0-14岁人口比例经历了一个先上升而后下降，最终将稳定在极低的水平上；15-64岁人口比例随时间而呈现出倒“U”字型曲线形态，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经历了一个先减轻而后加重的过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经历或将要经历一个先相对稳定，后加速攀升，最终稳定在极高水平上的过程。这种人口结构的畸变将为中国难以承受。
人口预测存在严重偏差
从“六普”数据看，中国对人口发展形势的认识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甚至是对人口发展形势的严重误判。这突出体现在：
一是生育率被严重高估。按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过去10年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4-1.6之间，极可能低于1.5。大大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坚称的1.8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近10多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二是老龄化被严重低估。《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间0-14岁组人口比例年均减少0.44个百分点，而“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0-14岁组人口比例仅为16.60%，与2009年底相比，低了1.90个百分点，远远高于0.44%的年均值，这是不可能的。2000年-2009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年均提高0.17个百分点，2006年-2009年间年均提高0.20个百分点，但“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7%，与2009年底相比，提高了0.3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2000年至2009年的年均变动值。

显然，上述两个数据的矛盾只能证明，中国对2000年后老龄化发展速度存在严重低估。
三是城市化率被严重低估。《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0-2009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15个百分点，2006-2009年间年均提高0.90个百分点。而“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人口普查时城市化率已经高达49.68%，比2009年底时高出3.09个百分点。
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显然是以前的城市化水平被严重低估了。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按照“六普”数据推算，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即超过半数的人生活在城镇。这是中国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正在向乡村社会告别，迎来城市社会。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80年代初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数十年来，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不仅使人口红利加速来临，我不知道婚姻。更使得人口红利异常丰厚，与改革开放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
但更应该看到：计划生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主要表现在：大量的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存风险、养老风险、贫困风险等正在徐徐释放；出生性别比失衡更加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劳动力培养成本日渐上升，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快，中国经济极可能由目前人口红利推动的结构性增长转而进入由人口负债推动的结构性衰退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因此而面临严峻的挑战。
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
中国早已告别了人口快速增长时期，而妇女总和生育率目前极可能已低于1.5。目前，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但正处在人口惯性作用下减速增长的阶段。10年后，中国就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此前担心的“人口爆炸”问题已不足为虑。

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已发生根本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母亲受教育年龄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的提高、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的人不愿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基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已无必要。
就理想目标而言，中国近期应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生育潜能的集中释放，加之政策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建议生育政策调整采取“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4年，普遍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允许再婚夫妇无条件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第二步，从2015年开始至2019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第三步，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对生育数量不加任何限制；第四步，从2025年开始鼓励生育。
以目前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看，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快。极可能出现的是，2020年前，中国就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了。
生育政策调整必然是个艰难的过程，可能遭遇政府相关部门的阻力。由此带来的决策的滞后，会贻误政策调整的时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必须摒弃既往的“部门决策”体制，走向社会决策，并强化公众参与。 ■
陈友华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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