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报道：近两年来，山西绛县103名农民工到处奔波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副县长陈力田曾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这位田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合同。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老祖先们向来讲究“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可见书面承诺的份量远重于口头。然而就是这样一则出自副县长之手的白纸黑字的书面承诺，却被“作者”本人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怎么能当真？”副县长也许算不上多大的官儿，但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却是一言九鼎、顶天立地的人物。作为政府人员尤其是“父母官”，视承诺为儿戏固然是可耻、可笑的，然而可悲、可叹的却是：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视承诺为儿戏的作为表现出的那份浑然、那份轻松、那份直率、那份恬不知耻。

看来，把承诺仅仅作为“劝解”目的之手段，在这位副县长手上的成功“实践”不会是第一次；在这个县里，合同。这样的事儿也不会是第一次。进一步看，这种做法以及由此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方法论，显然是有着特定的“官场文化”背景的。假如多数政府部门、多数官员对类似做法持以公开贬斥和鄙视的态度，身在其中的陈副县长要么不敢或不耻于如此做，要么即使做了也定会掖着、藏着，而绝不会在记者面前如此这般地大言不惭。正是有了多数人对此法的认可以及习以为常，甚至成了当地应付、拖延农民工讨要工资问题的“潜规则”，这位副县长才表现出如此的“底气”；甚或说，以书面承诺方式“哄”退讨要工资的农民工，本来就是“集体决定”的，副县长仅仅充当了操作者，当然也就没什么好怕的。

绛县有这样的事，别的县有没有类似情形？这位视承诺为儿戏的副县长因为走到了前台而被“扬名”全国，未走到前台的又有多少？山西出了这样一位“有趣”的官员，别的省份又有多少大小官员比他更“有趣”？虽说地方政府信用却失、官员说话不算数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仍有必要解读一下发生在以这位副县长为代表的“承诺岂能当真”现象，探求一下其背后的某些心理机制以及运行规律：看着转包 。

其一，被承诺对象在承诺者心中的份量决定承诺的份量。可以毫不主观武断地说，正是因为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这位副县长眼里不过是一群份量极轻的草民，是一帮子很好对付、很好“忽悠”的百姓，是一些可任意居高临下视之乃至玩弄于股掌的弱者，才导致了其将承诺作为儿戏的轻松自如。假如承诺对象是上级政府，是直接管着乌纱帽的官员，即使万不得已之下必须冒违背承诺的巨大风险，又将是何等的忐忑和沉重！

其二，对舆论的惧怕程度决定官员对自身公众形象珍视的程度。通过这位副县长在记者面前表现出的毫不掩饰和轻松随意，足以说明其对新闻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的轻慢和漠视。公众舆论并不决定官员命运，这个“长”那个“长”并不是公众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固然是某些官员轻慢、藐视舆论的根本原因，然而不能忘记且值得好好反思的却是：曾几何时，几乎谈不上新闻监督且公众舆论十分不发达，但当时很多官员在大事小情乃至一举一动间均十分“注意影响”，这究竟又是为什么？

其三，道德约束水平决定官员履行承诺的自觉水平。通过这位副县长的作为，完全可深入其心灵内部，对其道德约束水平进行一番实地测试。旧时的封建士大夫，常常十分看重“名节”，其中虽然有获取社会舆论好评乃至流芳百世的内在动机，但更多的则是一种与外界约束基本无关的内在追求，否则便没有“慎独”一说。暂且不谈这位副县长不懂得舆论之厉害的“无知者无畏”，暂且不论讨薪的农民工在其心目中是怎样的份量，仅仅从人格品位以及自尊、自爱的角度看，这位说话不算数（或者说本来就没打算算数）的副县长，绝对是不及格的。真正的难题也许在于：在现行干部制度下，官员的道德水平如何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