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如何衡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康新贵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摘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实现政治、经济上公平与正义的权利。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什么主义都只是一个外壳，重要是在于内容是否真正体现了当代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才能算是与世界同步的文明社会。
关键词：公平正义政治权利收入分配
毫无疑问，公平、正义是人类理想的最高价值目标，这是古今中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不惜流血牺牲，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自秦始皇至慈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断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过程。每一朝代的末期，当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求生不能时，便会在“均贫富”的召唤下揭竿而起。而这种“均贫富”的理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起义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新的开国皇帝自然懂得人民为什么会起义，在采用强权压制的同时，也会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能够生存下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人民进入了一个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连奴隶也不能做时，便会再一次揭竿而起。
历史进入到现代，人们终于意识到这种封建制度的可恶，在孙中山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下，中国走向“共和”。然而中山先生的“共和”也没有实际解决中国的公平问题。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被引进到中国。毛泽东豪迈的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依然被贫困所困扰，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最终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然而中国的现状公平吗？当新的《劳动合同法》在实行时，深圳华为集团公司的几千名职工便全部提前“自愿”辞职，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其背后的猫腻只不过是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在该企业连续工作十年，就会成为该企业的长期无期限职工，也即连续工作了十年，就有了一个固定的“铁饭碗”，华为的资本家们便不满意了，于是乎几千名职工便会全部“自愿”的辞职。这是否公平？愚以为不需要回答，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可怕。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各种理论家粉墨登场，各种理论纷涌而至，弄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民大众头昏脑胀，在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已沦落为弱势群体。而《宪法》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人民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公平正义下的幸福？人民不需要懂那么多理论，既弄不懂也不需要懂，也不可能懂！大家都是理论家，谁来做工？谁来务农？人民大众只要看实际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当今中国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①每个阶层都力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必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强势集团总是利用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影响、干预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向着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于是乎，弱势群体的利益就这样被“合法”的剥夺了。所以说，政治上公平正义的体现就是看各阶级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否自由、有效的在政治舞台上表达本阶级的愿望。
资本家阶级要成立“商会”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而农民有什么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要成立“温岭农会”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本世纪初至今，不仅未获批准，甚至是没有进入审查、批准的程序，有关部门对他们的申请置之不理，既不“批准”也不“不批准”，使他们无法进入“合法”的程序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批准”、“不批准”都是政府的权利，政府有权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但不予理睬，是万般没有道理的。资本家阶级和农民的政治权利，真是天壤之别。
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如果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各国的普通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却是可以比的。因为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横向比较的意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标是分配比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
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1%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而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②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③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④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
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从补救式福利保障来说，救济的标准和水平应当达到当代人所应有的必需具备的基本生活水平。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⑤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
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⑥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的低工资、高积累和对工人的包福利（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农民被排斥在外），那么现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学费等都要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并且目前在一些经济领域里国家推行私有制，国退民进，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低工资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如果说在公有制时代里，低工资导致高积累，高积累起来的财富属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现在的高积累，对股份制等形式的私有制来说，高积累是把职工在公正条件下应当得到的工资收入积累到了投资人手中。这种结果的不公正是导致劳动者阶层贫困化的首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实现政治、经济上公平与正义的权利。什么主义都只是一个外壳，重要是在于内容是否真正体现了当代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才能算是与世界同步的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网络（中国社会学） 2007年9月；
2.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
3.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发布；
4.《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5.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
6．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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