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层面讲，土地流转至少涉及了三个问题：    第一，土地是否可作为各种债务的抵押品。比如说，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作为抵押贷款或其他债务的抵押品？当土地可以作为各种债务抵押品时，就可以进行价值评定，农民的积累就可以得到承认。 　　第二，既然土地使用权归于农民，那么农民可以把土地使用权作为入股的根据。 　　第三，无论是债务还是入股，都有定价问题。既然流转中包含着有价的交易，那么就会有一个市场可参照的定价根据。在制度的层面，市场机制在逐步形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现，有利于在农民资金融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意味着债权的保障程度得到提高，市场空间得以拓展。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仍存不足。首先是总量不足，金融工具单一，农业保险面窄量小。其次是从制度性缺陷看，准入过严。参照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监管要求偏高。还有就是，当前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没有系统规定；农业保险缺乏规范。最后就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早已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多种方式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了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有利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充分实现农民对承包土地各项权益。虽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流转，但是不包括抵押。而即使法律上允许农地可以抵押，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不愿抵押的，因为怕失去土地，而金融机构也要看抵押物能否处置、变现，由于农民承包土地只能用作农业，不能改变用途，目前还难以处置变现，金融机构也不愿接受农地作为抵押物。 　　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健全，可能会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但目前来讲，对解决农民担保难问题还不可能有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间接地看，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得以发展，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可能相对更容易获得贷款支持，因为金融机构为较大规模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在维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前提下，可以通过适当流转方式将土地向专业种养大户集中、通过土地入股参与股份合作组织等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还会有多种形式的农户联合和合作，比如，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联结机制等，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些组织化的联合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也将促进土地进一步的流转、农户进一步合作、农业进一步组织化。

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中国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政策刚出台，事实上土地管理法试题。上海就在积极实施。据悉，上海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思路框架基本形成：将按照“土地确权、两权（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价值显化、市场运作、利益共享”方针，依据土地有偿使用原则，对上海郊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有偿有期限流转制度。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承包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其要点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土地流转政策是家庭承包的延伸，为农户提供更广泛的土地自主权。 
现大城市正积极响应，不过因为前几年： 
一是取消农业税，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升了种粮积极性；二是粮食价格上涨刺激农民的种粮意愿，种粮可以自给自足；三是种植经济作物收入较为可观，已经成为部分农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所以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增加，有部分抵触情绪，加上政策规定不明确，体系不完善，实施并不太顺利。 
好处是可以推进城市化，促进土地连片而实施机械化生产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弊端是存在土地资本家的垄断威胁，并且在经济困难时期，农民无土地就无生活保障，造成城市里大量流民的出现，影响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