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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一个聚会上，记得好像是华盛顿，曾经在谈话中说起，他希望美国的每个公民都能拥有一块土地，培土事耕，春播秋收，结合新世界的政治制度，土地将成为个人自由的最有力保障。他对欧洲如火如荼的早期工业化不置可否，认为工业社会太过喧嚣躁动，压榨了人性，他理想中的美利坚是个农业国，除了通过和欧洲贸易换取必要的制成品外只维持少量的工业，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听上去活脱脱一个桃花源记的近代版。
当然华盛顿自己就是个大庄园主，也驱逐过印第安人，也蓄过黑奴，估计现实中享受惯了自己园子里的惬意生活，出现这样的想法自然不奇怪。虽说理想也未必较真，可要是华盛顿知道日后美国竟成了世界最大的工商业帝国，人人都忙忙碌碌，反倒是欧洲成了一个懒散的清闲之地，大概还是会觉得有些失落。曾经的生活模式就像《飘》里郝思嘉说的那个“骑士和淑女的乐园”，它随风而去，永远不返了。
时间回溯了很久，公元前2000多年前（据说）的春风里，尧的使者在田间地头的小道上乱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看上去很快乐的推车老汉，向他宣传了一番吾王圣明、德化天下、雨露恩泽的大道理，可是老头只一句就让他倒地了，他说：“对不起，我是来打酱油的。” 呵呵，开玩笑了，那时的人还不需要这么绵软隐晦，他说，“此地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我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你们那个叫什么尧的大王才是来打酱油的无聊家伙。”
不管这是不是传说，我们确实知道即使腐朽纠结积淀深厚如中华，也有过一个清新自然，人性彰显的遥远过去。四千年前春天的天空下，现在干燥而多尘的中原还是林木森森、田野如织、水草丰美的广袤平原，各种可食用的野怪在林间像陀肉一样移动。那时的天很蓝，日子很慢，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据估计，当时中原人口不及现在北京市区人口，分布的地域却有当前几个省大），每个人都拥有无可限量的山野溪河。那时的生活很单纯也很原始，常常有人看着山川日月长时间发呆结果就石化了（你知道有些神话就是这么来的）。多数的土地尚未开发，因为甚至靠原始的打猎采集，都足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在那个年代设想得到的应有尽有的资源，如果一个地方让人不满意，还可以随时迁移到别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什么值得人们去认真在乎某个所谓大王呢？又有哪个统治者有必要像后世的帝王那样去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呢？认真想来那其实是挺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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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看上去像是一个超然的物种，可是本质上我们无法摆脱我们脱胎而来的各种动物的本能，比如我们的领地性。领地性其实是一种心理需求，一个家族或是一个群体都需要一个心理感受上的独立空间，防止其他人类或野兽的随意出入。这种心理空间在现实中的投影就是一块足够大的土地，既是防御的范围，又作为生存资源的保障，从而成为我们独立、自信和安全感的来源。
当现实的生存空间很广大时，土地供应无可限量，人们彼此的活动交集很少重叠，随意迁移的人口也可以在他人的活动“集合”之间找到自己的空间。那个时代，人们关于独立空间的心理认知是有现实环境作为保障的，因为现实空间远远超出了心理空间所需要的尺度。这样一种安全感便是稳固的。自给自足带来人格的独立，安全感带来人性的尊严，独立和尊严让我们更能宽容彼此的存在和接触，也使人的天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想说就说，想放就放，想干就干，无拘无束。
只可惜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并不能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很多文明的神话里有世界周而复始，宇宙万古恒常的说法，可实际上人类历史的演变一天都没有停下快速的脚步。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学发现，现代新人类十多万年前才开始走出非洲，一万多年前冰河期结束才开始进入文明的快车道，可是到了五千年前就已经可以制造出巨大的金字塔了，可谓一日千里。从非洲走出的征途上，人类每到一处宜居的土地后，一开始享尽了空间的开阔和资源的丰富，于是进入一个美好的时代，产生出一个所谓古文明。然而，正是这种环境，导致人口开始稳步增加，逐渐压缩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到了一定程度，新的存在模式就会破壳而出，删除掉那个过往的时代。
在东亚的土地上，也这一过程也无法避免，到四五千年前，中国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足以让人躁动不安了。不仅心理空间的独立岌岌可危，现实空间的紧张也使得生存资源切实受到了影响。可惜土地不能被“拉伸”，要重新达到平衡，内在的需求便转化为强大的扩展动力，于是冲突和土地资源的争夺也随之加剧。大概也就是那个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族和蚩尤为代表的东夷族同时拥入了以今天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事件。
大大小小的战祸连绵不断，可是通过冲突来解决问题毕竟成本太高，于是各种社会秩序孕育而生——所谓社会秩序，就是对每个人的资源分配和活动空间的定位，定位给每个人划定了限制，防止我们像刺猬那样越界而互相伤害。我们早期的祖先通过博弈形成了一套由强人来主导资源分配的分封制度，所谓老大（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划定给诸侯，每个封侯又把自己的那份分别划定给方国内的各个大氏族，由每个大家族再次分封给名下的各个小家族，级级传递，层层转包，就像传销。这种体现一旦确定，资源的分配便不再依赖天然获取的多寡，而系于他人的权力，资源分配权的依附于人导致资源支配权的丧失，而资源支配的丧失必然导致精神上的臣服于人。我不知道解除劳动合同书。经过夏商的演化，到了周朝，分封制达到完美的顶峰，“周礼”的出现更是通过一整套仪式、制度和行为准则把这种精神的臣服彻底地规范化、固定化了，从此这种分层等级制度就开始融入我们民族的精神DNA。
当然类似分封制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在欧洲，在日本，在很多古老的文明里，领主、郡主、贵族一类的词语都是这些等级社会存在的标志。所谓封土建国主义（封建主义 - feudalism）正是对这一体系的准确描述。即使到今天，老大帝国的文化观念里多多少少有一些等级观念的残留，这也算是开化早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历史产物。只不过，其他文明的这一体系没有像中国出现的规模这般大，层次这般完整罢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古文明和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相比，没有一个大规模使用奴隶的时期，早早地进入了分封社会，虽然有代价，不过这世界似乎又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皇道乐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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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万恶的可是，历史不会就此停止，经过千年的发展，终于连分封制度也开始满足不了资源紧张的压力，历史再次来到了转折点，郡县制适时出现，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全国统一的专制时代。人均土地资源更紧张了，可是土地分配的方式也更灵活了，从只维系于你上一级的领主，变成名义上的每个人直接面向最高统治者，以及实质上的基于交易的博弈式分摊——看上去土地的所有权似乎向公平回归了一些——或许，其实只有更大的灵活和公平才能使这个社会不致在更紧张的资源面前崩溃。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优雅和谐的盛会，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斗争、交锋、流血并且漫长的数百年的历史。有时候历史似乎真的是个玩笑，从春秋到战国，无数的征战、权谋、屠杀、吞并似乎只是为了在最后让秦国收尾出一个最高音，来证明新制度的优越性。
旧的已经没落，新的未见定型，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保守的鲁国接受早期教育的他极度怀念分封制下的那个完美的和谐世界，就把那些东西改头换面一下变成了他自己的新学说。老子则追忆得更久远，干脆回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个前封建制的黄金时代。只可惜那旧日的荣光回不去也等不来，人口已经膨胀了，土地已经变得拥挤了，一个时代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实在是有定数的。
封建“传销”的体系彻底消失以后，中华的政治文明里从此不再有贵族，除了帝王家外有的只是官僚。官僚没有了贵族豪强世袭的特权，却也没有了贵族的气度，变得更加贪婪和冷酷无情；他们管理着同样巨大的一块土地，却免除了连带的无限责任，除了没有所有权，几乎无事不可为。官僚不再需要把治下的人民的利益总和算作自己的利益，腐败的历史开始了。
说到这里有些事值得一提，虽然后来土地上的分封制消失了，但社会文化上的多层等级思维却在皇权社会里保留下来，并且愈发稳固，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他的效力（不同等级的官员所享受的特权级别、接待级别、保卫级别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颇有“天子九乘、国君五乘、大夫三乘”的遗风，甚至在去年本应个人自由的捐款上，还出现官员按级别出钱不得擅越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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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封时代的日子熙熙攘攘而又压迫重重，这个时代人们开始密密匝匝地生活在一起，土地也紧紧挨着，划清界线就显得尤为重要。寸土必争不再是若有若无的意气用事，而是保障生存的必须。交易和界限，灵活自主和严格，相生相克的一对就这样牢固地树立起土地私有制度。为了对付这种拥挤逼仄的社会环境，相应的社会文化也建立起来。中华的土地上人们选择了外儒内法的完整体系，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控制平民的行为，用改头换面的儒家理论给这种控制又加上一个温情的外壳好让被统治者不要过于频繁地心理崩溃。对土地的拥有名义上更自由了，但文明文化的压抑感更强了。
回到整个地球的尺度，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作为当时地球上最繁茂的区域，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基本都普及了土地私有的观念。广泛的存在使得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事实上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符合人的理解天性。
北美的印第安人就不知道。作为人类最晚踏足的一块大陆，美洲土著的发展水平也是起步较晚的。当最早的欧洲移民来到这里以后，最初印第安人和他们接触融洽，并不在乎他们在海岸边的一些土地上建房立园，种植作物。可是当印第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北美定居者的土地，就像他们曾经在从那里走过一样时，定居者却让他们出去，因为“那是人家的私有土地”，这让土著们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的惊讶不在于定居者行为蕴含的某种强盗逻辑，而在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土地私有”这样一种概念。在北美印第安人看来，土地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们需要时不妨拿来一用，但怎么可以有人宣布阳光和空气归于他独有了呢？印第安人当然也种植作物，他们在游牧中如果感到需要就临时开荒出一片土地，种几茬粮食以后便离开了，土地依然还给了自然。他们以同样的理解揣测欧洲定居者，可他们不知道那些人来自一个生存资源高度紧张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可能像印第安人一样在广阔的大陆上自由地游牧，土地私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先进技术面前的悲惨命运却早已在理念层次上确定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新大陆移民造成的历史阻断，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假以时日，随着北美土地上土著人口的逐步增加，一定也会出现印第安人自己的土地分配社会体系和相应的土地私有观念，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历史没有给机会验证这一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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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移民驱赶着原住民，带来旧大陆上的土地制度。新大陆的广阔天地虽然就这样被老套的方法分割，却也并非毫无“作为”。这片新天地让老移民们大开眼界，在那个殖民地边疆不断向西推进的时代，土地的供应方式依然有某种“无可限量”的特点，这让开拓者们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文明早期的那种天性自然的感觉。没有压迫，也没有被统治，通过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他们不再需要旧大陆上那种尊卑俨然、繁文缛节的观念和各种古怪规矩，从而活出了尊严、单纯和直白。这种性格对于美国立国时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和深入的讨论建立一个新政权和新制度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希望通过保障每个人的土地享有权而保障立国精神并非毫无道理。
虽然很罕见，类似的事情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确也曾部分地上演过。明朝中后期，关外的女真人政权为了增强实力、吸收汉文明成果，曾经有意无意地吸引关内的汉人前去开垦土地。山东等地许多因饥荒走投无路的流民从海上到达这个“新大陆”以后却发现东北的黑土地上有他们在内地想都不敢想的丰富资源。除了适于种植的肥沃土壤，森林、野兽、禽鸟、水产看上去似乎也是取之不尽。“棒打孢子瓢兜鱼”的生活加上没有内地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的压抑，养成了东北人直爽、朴实、率性的性格基础。普遍的富足带来的社区的和谐也在早期建立了人与人之间更加互信的基础。土地资源带来的独立空间再次帮助了人性的回归。
今天二人转成了流行词，有些评论认为草根的二人转表演太过粗俗不堪，不登大雅之堂。可是这样的评论忽略了二人转最早产生的那个环境，也忘了所谓“粗俗”还是“高雅”的标准完全是中国主流儒家文化潜意识对一件事物的评判。前面说过，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和社会秩序相辅相成的文化体系，是为生存空间拥挤的社会环境服务的，在东北开发的早期环境下，在那广阔、彪悍、自主、坚强的寒风中，这种文化反倒是一种多余的累赘。“粗俗”的反面未必就是高雅，也可能是装逼。并且，谁又能说人性不是天然低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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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人类农业社会的关键，却又是导致人类异化的根源。当然，这根本原因不在土地而在人口，庞大沉重的人口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一旦失控便不堪设想的压力。
这里有些更为残酷的现实。进入了皇权社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如果查看一下中国人口的历史数据，两千多年来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而期间周期性的起伏则和一个个王朝的进程相耦合。史上朝代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后，伴随新王朝建立局势的稳定，由于相对丰富的人均土地资源，国家进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可是建朝半个多世纪以后，往往出现一个危险的“七十年之痒”，而这正是人口在和平岁月大量增加的时期，社会资源已现紧张。若处理不当，一个新王朝就此提前关门，而若是有强人实施改革整顿，化解掉一部分矛盾，则又可以撑上百年。之后人口依然不断增加导致资源依然越来越紧张，而专制时代的社会机制又无法避免官僚腐败导致的土地兼并，社会不公导致中下层人民的土地贫困雪上加霜，到一定程度流民开始大量出现，则战乱再起，历史重现。传统观点认为新王朝开端的良好面貌是由于吏治刷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口消灭导致的社会空间缓和永远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尔萨斯的理论看上去很不人道，很不政治正确，很让人不舒服，但也许那确实是对历史的一种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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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似乎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下。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找到了让生产率疯狂翻番的办法。土地再也不是决定人类资源的唯一因素，工商业成了主要的社会资源来源。曾经足以让一个王朝覆灭的气候小冰期到如今也只不过是粮食期货交易市场上的一点波动而已。到今天，虽然人口的增长还不见顶，但社会必需品的生产能力已远超基本需求，无论是农民还是企业家最担心的永远是产品缺乏销路，而不是生产能力不足。工业、商业、服务业就是人类心理上的新土地和新猎场。
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也已经建立起来，为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源源不绝的“燃料”，尽管仍然有些地方的统治者在顽固地拒绝这些现代生产的“配套工具”。官僚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社会的公平有了更可靠的保障机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变得比以前富有多了，也安逸多了。一切是不是似乎比较美好了呢？到目前为止，还行！
但是不是仍然有些遗憾呢？也许。虽然现代的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但空间资源却进一步紧张了，并且在人类有能力大规模进入宇宙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更明显的是，我们的物质生产已经严重依赖分工合作，人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相独立。从经济基础导致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看，这毫无疑问会导致人格的异化。尽管异化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当一个单独的人面对整个人类社会人类文明这样巨大的存在时，依然会有无可避免的渺小卑微感。这大概是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反社会事件和颓废主义思潮的原因。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发达国家的农民幸福感普遍比城市居民高，因为农村居民享有更大土地空间和更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那么未来会怎样？这个问题难以探讨，预测未来永远是赔本买卖。但让我们向传统回归的可能依然存在，也许技术的进步最终会发展出足够强大又足够廉价的设备，能独立地生产出一个人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让每个人又可以在必要时独立地行走于天地间。到那时，世界大概会再次充满那些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广阔土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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