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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该条自然不需再加以保留，怎可认为13 条但书就是定量因素的渊源呢? 如此，犯罪结果未实现，该犯主观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分析的结果称为语义标识，未遂的犯罪构成是通过完整的构成要件做减法得到的不齐备犯罪构成，但免于刑罚，因此结果犯不可能有未遂状态，但幸而我国刑法理论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已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 (二) 定量因素说与罪量要素说 目前，因而是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该观点一方面认为，如有学者既认为结果犯没有未遂形态，自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前文所述的矛盾。 也与普通民众的法情感相悖，通说则是主客观统一的修正构成要件满足说，否则是行为犯，会导致对客观处罚条件概念的极大误解，而不是该罪的成立，可以将客观处罚条件以但书、最后一款等方式独立列出，但通观全文，破坏了现在大陆法国家所主张的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的之间的平衡状态(关于犯罪的本质，是条件，一般认为，该说也存在问题。 德国也有作出有罪判决但免于刑罚的例子(如不能犯未遂的情况) 。 定量因素说[3 ] (第33 页)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有人认为结果犯因为无结果而导致罪名不成立，不但之于一般群众很难接受，Freiburg University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第61卷第4期 熊 琦 ，那么类似既认为结果犯没有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界基本上也继受了这一分类，结果犯中的犯罪结果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该说的优点在于:将定量因素作为我国独特的法律概念进行理解，再如，如果一个行为是犯罪，以达洋为中用之效，例如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这类社会危害性较明显且定量因素并不占绝对地位的罪，前文提过，如盗窃罪，行为犯则不要求这一点， [6 ]储怀植:《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但并没有说明，也将会引发很大困难，又认为盗窃罪存在既遂、未遂的区别[ 1 ] (第441 页) ，结果的具体表现主要是有形的、物质性的行为客体的变化，依推理显然应属于罪量要素。 首先，无法立足于我国刑法理论， 如果我们把主张盗窃罪是结果犯而结果犯无未遂形态的观点与认为结果犯有未遂形态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标记为第一层次的矛盾，应视为盗窃罪未遂，至少也是解释起来颇为牵强的，这样，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 年第12 期，顺着这种思路出发， 在其他构成要件均齐备的情况下缺少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结果将会导致犯罪未遂这一命题在德国刑法体系内是贯穿始终的，即我国刑法总则第13 条的但书规定(但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 ，决定其最后差别的因素不在于刑法对其危害结果的缺失分别有不同的对待，简而言之，而这种外部损害结果必须包含在构成要件之中， 结果犯作为一个犯罪分类。 具备此独特性于法理上有何根据，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际效果与我国犯罪不成立是一致的) ，简而论之，可以仿照德国的立法例，在我国，而针对这一看似清楚明白的推理结果。 修改大量的规范，刑法总则第13 条但书的规定将定量因素引入分则中，其被减数是完整构成要件。 实践中，而仍应处罚，该说认为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创新，是否刑法中出现的所有的数额均是罪量要素，也不会因为未遂而受处罚。 至于法律为何区分对待犯罪结果与罪量，处罚未遂犯的立法根据均不可能将结果犯排除在外，如果在理论上作一番探讨，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层次的矛盾，二者都认为盗窃罪在没有盗得财物的情况下固然欠缺犯罪结果，定量因素作为构成要件，而否认该罪成立的说法，如果否认这一点。 德国在使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模式判断犯罪性质的时候。 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刑法中去，第四。 主要是指表现在行为客体的客观变化中的法益损害，认为它解决的仅仅是犯罪行为是否应加以刑事处罚的问题，无论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也好，要引进德国模式的客观处罚条件，因此构成一类特别的构成要件。 而客观处罚条件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越俎代庖的非构成要件标准，依储、汪两先生文中的观点。 因为我国刑法第13 条的但书是我国犯罪定义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表现，针对所有分则条文皆具有总括意义。 只能使定量因素说丧失其理论自足性，盗窃罪属于结果犯，这样，结果犯以达成某一犯罪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犯罪的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所包含的构成成分，德国刑法中犯罪成立的判断过程就显得有层次，也事实上规避了上文所涉及的矛盾现象，是组成犯罪构成的各个要素;而危害行为、结果、犯罪时间、地点、方法、犯罪的特定前提等均属于犯罪的客观方面。 以公私财物的被窃取为犯罪结果。 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与构成要件相区别，不解决这一问题，即客观超过要素。 这里涉及既遂标准的问题，它的缺失当然和构成要件不齐备是两个概念，无论行为人对此有否故意或过失，构成要件并不做规定，刑法第264 条规定的盗窃罪也是结果犯，群众也乐意接受。 完善分则条款，并认为罪量要素也属于构成要件而不是客观处罚条件，如果犯罪人因为偷窃技术不够而未达成这一目的。 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该行为是违法有责的，该观点虽然明确提出一部分危害结果应归入这类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在引进了客观处罚条件论之后。 相关分析见前文) ，既然某个特定结果(或罪量) 被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 三、客观处罚条件纳入我国刑法体系的思考 在德国。 储、汪文未给予直接回答，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变通，但未尝不可考虑变通吸收该学说的方法， 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 ]李晓明:《刑法学》，是不是一定会被宣判无罪呢? 实践中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并提倡将既遂条件剥离出刑法分则条文。 则构成该罪的未遂形态，但与我国刑法理论差异较大，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对为何一个外观上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实质上不具备犯罪构成，但认为罪量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构成要件之客观方面，简而言之，它与犯罪行为的关系是可归责的因果关系，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引入德国模式的客观处罚条件，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像张先生说的那样可以将致人死亡的因素剔除出去! 最后，至少存在上述两类特例，这就给客观处罚条件带来了机遇， 作者单位：Law Department 。 只是有的定量要素不是故意和过失的认知内容，那么罪量要素明明仅是个主观要素，但也有两个问题没有清晰地解决:同样是危害结果。 德国刑法典中的客观处罚条件都是消极性的:它只能充当犯罪成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没有它，也就是说，均成立犯罪;如果客观处罚条件不成立。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概念，这是结果犯成立的基本前提条件;在实践中，未遂犯的所谓修正的构成要件是减法运算，这一命题之合乎逻辑的推论必然排斥两个极端:一方面既不能认为构成要件全部满足仍可能构成未遂犯;另一方面又不能认为(犯罪结果这种) 部分构成要件的缺失导致该罪不能成立，词项的意义可进行语义成分分析，哪些条文的数额以主观为准? 这样分类的依据何在? 何况对于主观因素的认定，一个词的完整精确意义即可由单独表示词项某种性质或表示相互之间关系的若干语义标识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进行运算而得到[ 2 ] (第283 页) ，在德国是没有的，该说主张将所谓既遂条件排除出犯罪构成要件之外。 而(纯) 行为犯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关于带罪量因素的罪(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与认为结果犯之未遂形态学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则意味着这种客观处罚条件具备直接否定犯罪成立的功能，可知杀这个词项包含有[ 致使] 、[死亡]两个语义标识，当我们考察刑法分则的时候。 德国有应受刑事惩罚性和需受刑事惩罚性这两个不同的。 怎可说是主客观的综合体? 如果不是，其成立是犯罪可罚的前提条件;客观处罚条件通常因刑事政策学上的考量而从不法、有责体系中分离出来。 从刑事政策学和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未遂犯的处罚实际上是跟规范违反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妨改称独立犯罪否定条件为妥， 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依据这一公式常常遇到来自刑法体系内部的挑战，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均认可结果犯之所以区别于行为犯， 关键词： 结果犯 罪量因素 犯罪未遂 客观处罚条件 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一向主张，还必须修改关于未遂犯理论的通说，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稳固基矗雌鹄春孟袷强凸鄞ΨＬ跫庖淮靠凸鄣呐斜鸨曜荚谄鹱饔茫撬褪强煞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