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法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英国法学家莫里森在《少年犯罪人》一书中论述道，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和自由社会差别极大，它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13）虽然该论断有些片面，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非刑罚处置的重要性。

　　目前世界上较多国家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国际人权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北京规则》第18.1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14）

　　我国刑法对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在该法第37条、第17条第4款等条文之中，主要包括以下七种方法，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责令父母或严加管教，收容教养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上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教育未成人的目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缺乏系统、专门的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于《刑法》第37条、第17条之中的，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节、专条的规定。其次，非刑罚处理方法种类偏少、体系性不强。与《北京规则》第18条相比，一些方法如社区服务、参加集体辅导等没有涵盖在内。最后，多数方法的强制性不足。除收容教养具有强制性教育外，其他方法强制性不够，实践中易造成一放了之的局面。而收容教养以剥夺自由为前提的，且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很多情况下，处罚又可能过重。因此，各种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间悬殊较大，没有形成一个轻重有别、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15）三是一些非刑罚处置方式的适用效果不够显著。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难以使未成年人体会到自己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切肤之痛，从而促使其真正悔悟，教育效果不佳。

　　针对非监禁处罚适用存在的上述不足，应采取如下措施依法予以完善。首先，完善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法典中设立专条、甚至专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而言，“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完全可以同时适用，将这三种方法合并为一种；基于未成年人一般不存在行政单位的归属，可排除“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严格“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配以具体的监督保证措施；将“收容教养”加以司法化改造，纳入刑法规范中，作为一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其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其它非刑罚处理方法。⑴担保释放。即由司法机关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由某些有固定住处，又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人员或单位作出担保，保证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实施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免予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一旦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则由司法机关撤销担保释放的决定，没收担保金，或取消担保资格，并重新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⑵监管令。是指司法机关可对未成年人发出并由其监护人监督执行，禁止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某些限制性行为的书面指令。例如，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网吧、酒吧等场所。同时，监管令还可以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监督其行为。⑶社区服务令。即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关押，而是将其置于社区之中，在特定委员会的监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完成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服务劳动或社区工作的一种处罚方式。⑷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以前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适用于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少年。当前，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对于某些犯有轻罪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工读学校加以严格教育。⑸社会帮教。即将其置于社会上，对其活动场所、交往活动进行一定限制，要求其定期向社会矫正人员汇报，离开本地或有其他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矫正机构报批，若在保护观察期内无任何不良倾向，则对其免予刑事处罚。（16）

　　五、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刑事污点消灭制度也称前科消灭制度，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17）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指出，制造犯罪人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他）贴上标签、下定义、认同、隔离、描述、强调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它变成了一种刺激、暗示、强调和发展被谴责的那些品质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容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保有成见，给其贴上“坏人”的标签，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暴自弃，难以改过自新。（18）现代多数国家意识到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教育和成长的较大影响，纷纷立法建立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北京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于执行，使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应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