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多以贪财为目的侵犯财产罪。据某市人民法院截止2000年5月的统计，前28个月中，在该院依法判处的66名未成年犯罪人中，其中犯抢劫、盗窃、的共计42名。②而如前文所述，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贪图财产型犯罪，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的此类犯罪能否适用罚金刑则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纵观国外刑法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适用罚金刑存在三种立法模式：1、明文禁止型。如罗马尼亚1968年刑法典明确禁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财产刑;③ 2、广泛适用型。典型国家为英国。在英国司法实践中，罚金刑不仅适用于有缴付能力的未成年犯罪人，对于估计无力缴纳罚金的未成年犯罪人也科处罚金;④ 3、限制适用型。如与英国相反的是，俄罗斯刑法明确规定，只有在未成年犯罪有缴付能力时，才可以对于判处罚金。⑤

　　我国刑法典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并没有特别规定，但理论界对此却争论不休。持肯定说的学者从促进法定代理人履行管教义务角度出发，认为罚金刑的适用能给法定代理人的管教失职带给经济制裁的压力，从而促使家长切实承担起管教子女的义务，有益于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利，故不应限制;①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由于“被判刑人的经济能力不同，对罚金刑的感受也会不一样”，②罚金刑的目的难以实现，且对无经济能力的未成年犯罪人判处罚金刑，实质上是由其监护人承担，这样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应禁止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持折中论的学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有经济能力尤其是凭借个人财产实施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考虑适用罚金刑，对于无个人财产的未成年犯罪基于罚金刑本身的特点应选择其他刑种，否则将有违刑法的基本原则。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罚金刑的适用是否违背了罪刑自负原则、是否有悖刑罚的目的、是否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罚金刑的适用不仅有利于贯彻罪刑自负原则，同时其与刑罚目的的实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并不冲突。理由如下：

　　首先，对未成年犯罪人处以罚金刑符合我国刑法一贯坚持的罪责自负原则。持否定说的学者之所以认为对未成年人可处罚金刑违背罪刑自负原则是因为大多数未成年人无独立的个人财产，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家长或者亲属代为缴纳。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罚金刑的执行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刑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而一味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本身具有的惩罚功能，且对犯罪进行惩罚的根基在于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而不是罪犯承受刑罚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罚金刑的执行问题。我国刑法的规定，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对于有独立财产的未成年犯罪人，要求其一次缴纳;对于无个人财产的未成年人，可以考虑其在成年后的一定期限内缴纳。同时还可以考虑将罚金刑易为社会公益劳动服务，以劳代金，具体是针对被判处罚金刑而又暂时无能力缴纳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由原审判机关根据罚金数额，按照一定标准易为公益劳动。如在英国，被判处社区服务的少年犯每天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接受社区管理，参加进行社区劳动，直至工作总时间达到40—200小时。③实际上我国在该方面已开始尝试。因盗窃而受到刑事追究的17岁的于2001年8月被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检察院要求以“社会志愿者”身份在石家庄长安区一居委会进行100小时的补偿性无薪服务而成为我国第一道“社区服务令”的接受者。④

　　其次，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不仅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且能更好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的发育时期，不论其生理还是其心理都出于萌芽发展状态，对错判断、是非把握以及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比较差，易受外界消极影响而养成不良行为，成为失足少年，因此无论是在审判时还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区别于成年犯得一个特殊群体对待，注重对其的教育和挽救。我国刑法一直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核心，弱化刑罚的惩罚功能与报应观念，将特殊预防中的教育刑论作为基本理念，因此减少监禁刑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自由刑是将未成年犯罪人关押，难免使得其因“监狱化”引起的交叉感染而走上再次犯罪的歧途。但轻缓的罚金刑则存在不同的适用效果，由于其是通过剥夺未成年犯罪人的财产而使其遭受痛苦，使其能直观的认识到非法获得财物会受到惩罚，且该惩罚与非法所得相比极不划算，从而打消其再犯的念头，并且罚金刑的执行对受刑人的名誉并无太直接的影响，这也是其又称之为“匿名之刑”的原因。因此，应扩大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世界日趋明显的刑罚轻缓化趋势要求我们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健全，刑罚轻缓化这一观念逐渐被世界所认同，并不断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扩大，适用率的大幅度提高，开始了“由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向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刑罚体系的转变”。①这一转变在国际规范和各国司法中得到了印证：如《制定青少年审判和司法最低限度标准》主张严格控制对青少年犯的监禁刑适用，《北京规则》也积极主张“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禁机会，采取更多的替代措施”;实践中，德国1882年罚金刑占确定判决总数的25.3%，1912年上升到51.8%，1955年达到70%，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则保持在84%左右。在日本，1950年为95.8%，进入70年代后则一直维持在96%以上。②因此笔者认为，扩大罚金刑对未成年人的适应是顺应国际刑罚轻缓化的必然选择。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片面强调罚金刑会对经济承受能力不同的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效力存在差异而否定罚金刑，因为“效力的不平等性”存在于所有的刑罚种类中而非仅局限于罚金刑，正如边沁指出的那样，“相同的名义之刑不是相同的实在之刑”，③同为监禁刑，但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人具有不同的威慑力;同为财产刑，但对于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犯罪人有不同的影响。在实践中也不乏有些无居所无生活来源的人故意犯罪而欲被关进监狱的事例。所以所谓的效力不平等并不能成为否定罚金刑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理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法律框架下扩大罚金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以弥补自由刑的不足。

　　(五)限制性适用剥夺政治权利